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们有机统一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内容。此外,马克思主义还包含着其他许多知识领域,如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文化学、新闻学、军事学等,并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人类思想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这些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关于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的观点,关于实践和认识辩证关系的观点,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观点,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观点,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观点,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本质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和建设规律的观点,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观点,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等。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阶级基础和思想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深重的社会灾难。第一,社会两极分化,工人极端困苦。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且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资本家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增大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廉价雇佣女工和童工等手段,拼命压榨工人血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加剧。第二,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曾多次发生局部性经济危机,1825年爆发了第一次全国性经济危机。1836年和1847年又相继爆发了波及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每一次危机都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令人困惑的是:财富的增加却伴随着贫困的扩散,生产的发展却引起经济危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应如何认识这些怪现象?如何说明资本主义这个“怪物”?人类的未来在哪里呢?

19世纪西欧三大先进思潮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大思潮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先进思想家求索时代课题的尝试,他们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想,比如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和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新社会的展望等。19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前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不只这些,还有古希腊罗马哲学、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成果、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进步思想等。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

物质及其存在形态

物质
恩格斯总结和概括了哲学发展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第一次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存在和思维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其二,存在和思维有没有同一性,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20世纪初,列宁对物质概念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范畴从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中抽象出了万事万物的共同特性——客观实在性。所谓物质,就是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而存在,并能为人类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范畴,就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第一,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马克思主义是从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和规定物质的,物质最本质的规定是客观实在性,这就指明了物质对于意识的独立性、根源性,以及意识对于物质的依赖性、派生性。因为意识不过是物质的反映,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所以意识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另一种本原。

第二,坚持了能动的反映论和可知论,批判了不可知论。物质这一客观存在是可以认识的对象,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物未被人类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认识。未知世界与已知世界都是客观存在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识将会不断扩展和深化。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之物,没有不可认识之物。

第三,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认为,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既肯定了哲学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联系,又把它们区别开来。从个性中看到共性,从相对中找到绝对,从暂时中发现永恒,
这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体现的唯物辩证法。

第四,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物质性,建立了统一说明自然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原则,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

物质的存在形态
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恩格斯说:“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运动是标志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离开物质的运动和离开运动的物质都是不可想象的。

物质世界的运动是绝对的,而物质在运动过程中又有某种相对的静止。相对静止是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稳定状态,具体包括两种状态:空间的相对位置暂时不变和事物的根本性质暂时不变。运动的绝对性体现了物质运动的变动性、无条件性,静止的相对性体现了物质运动的稳定性、有条件性。运动和静止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无条件的绝对运动和有条件的相对静止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

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特点是一维性,即时间的流逝一去不复返。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特点是三维性,即空间具有长、宽、高三方面的规定性。物质运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没有离开物质运动的“纯粹”时间和空间,也没有离开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运动。物质运动与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证明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具体物质形态的时空是有限的,而整个物质世界的时空是无限的。

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实践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区分和统一的基础
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把握以下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实践是使物质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又是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在实践活动过程中,物质世界被区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领域。自然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包括了人类活动尚未触及的自在自然以及打上人类活动印记的人化自然。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实践活动不但形成了社会存在,而且还创造了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意识,使世界二重化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物质决定意识
从意识起源来看,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再到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最终发展为人类的意识。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第一,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第二,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第三,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第四,意识具有调控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统一于物质。
马克思主义将唯物主义真正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践性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类社会统一于物质。

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首先,联系具有客观性。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
其次,联系具有普遍性。内在联系,外在联系,世界是一个整体。
再次,联系具有多样性。
最后,联系具有条件性。

事物的变化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总趋势。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从较低的发展阶段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从不成熟到更加成熟,并在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从我国的现实看,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向前迈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更加成熟,我们将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联系和发展是通过一系列基本环节得以实现的。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现实与可能构成了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内容与形式
内容与形式是从构成要素和表现方式上反映事物的一对基本范畴。内容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形式指把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
本质与现象
本质与现象是揭示事物内在联系和外在表现的一对范畴。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事物的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现象可以区分为真象和假象。
原因与结果
原因与结果是揭示事物引起和被引起关系的一对范畴。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就是原因,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就是结果。
必然与偶然
必然与偶然是揭示事物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中的不同趋势的一对范畴。必然是指事物联系与发展中确定不移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不可避免性。偶然是指事物联系与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势。事物的发展既包含着必然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的方面。
现实与可能
现实与可能是反映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关系的一对范畴。现实是指相互联系着的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综合。可能是指包含在事物中、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

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就是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只有掌握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主要有: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根本上回答了事物为什么会发展的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是贯穿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中心线索,也是理解这些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因此,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坚持和正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的对立属性又称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又称同一性。
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斗争形式也不同,对于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可以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种基本形式。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同一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矛盾双方中,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发展为条件,发展是在矛盾统一体中的发展。第二,同一性使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各自得到发展。第三,同一性规定着事物转化的可能和发展的趋势。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事物始终在矛盾中运动。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各有其特点。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事物的不同性质。只有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措施去解决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
事物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主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次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次要作用的矛盾。
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是指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不仅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而且要看到矛盾双方的统一;不仅要看到矛盾体系中存在着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看到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重点论”是指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要求我们,看问题既要全面地看,又要看主流、大势、发展趋势。

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
事物的矛盾运动表现为量变与质变及其相互转化。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基本状态和形式。量变与质变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构成了量变质变规律。
事物包括质、量、度三方面的规定性。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关系表示的规定性。事物的量和质是统一的,量和质的统一在度中得到体现。度是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即事物的限度、幅度和范围,度的两端叫关节点或临界点,超出度的范围,此物就转化为他物。度这一哲学范畴启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掌握适度原则。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是:第一,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没有量变的积累,质变就不会发生。第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单纯的量变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第三,量变和质变是相互渗透的。一方面,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另一方面,在质变过程中也有旧质在量上的收缩和新质在量上的扩张。量变和质变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量变引起质变,在新质的基础上,事物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交替循环,构成了事物的发展过程。量变质变规律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

否定之否定规律
质变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灭亡,表明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的方面与否定的方面,由于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当否定的方面上升至支配地位时,事物就会由肯定走向对自身的否定,再由否定进一步走向更高阶段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自己发展自己的完整过程构成了否定之否定规律。
事物内部都存在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肯定因素是维持现存事物存在的因素,否定因素是促使现存事物灭亡的因素。辩证否定观的基本内容是:第一,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第二,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是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只有经过否定,旧事物才能向新事物转变。第三,否定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新事物孕育产生于旧事物,新旧事物是通过否定环节联系起来的。第四,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即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极因素。
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经过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第一次否定使矛盾得到初步解决,而处于否定阶段的事物仍然具有片面性,还要经过再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实现对立面的统一,使矛盾得到根本解决。事物的辩证发展就是经过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周期。其中,否定之否定阶段仿佛是向原来出发点的“回复”,但这是在更高阶段的“回复”。事物的发展呈现出周期性,不同周期的交替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总趋势。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前进性体现在:每一次否定都是质变,都把事物推进到新阶段;每一个周期都是开放的,前一个周期的终点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不存在不被否定的终点。曲折性体现在回复性上,其中有暂时的停顿甚至是倒退,但是,曲折性终将为事物的发展开辟道路。这表明,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前进,而是螺旋式上升的。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客观辩证法是指客观事物或客观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事物以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呈现出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规律。主观辩证法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即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思维运动和发展规律。唯物辩证法既包括客观辩证法也包括主观辩证法,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不同的。客观辩证法采取外部必然性形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物质世界本身的联系和发展。主观辩证法则采取观念的、逻辑的形式,是同人类思维的自觉活动相联系的,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辩证思维规律,是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唯物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具有批判的、革命的精神。恩格斯指出,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正是基于这种批判的、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根本要求;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反对对一切已丧失生命力的事物采取妥协的态度,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当成僵死的教条;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范畴和原理,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要求我们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应对和处理各种矛盾;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矛盾分析方法是根本的认识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包含广泛而深刻的内容。例如,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立中把握同一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的方法,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方法等,都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古代思想家用简明的语言表述过矛盾观的深刻内涵和意义,对我们掌握矛盾分析方法也是有启迪作用的。例如,“物生有两,相反相成”“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等。西周史伯有句名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指有差别的对立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同”是指不包含差别的二者的绝对统一。史伯认为“和”是万物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此他主张“尚和去同”。这些思想都体现出矛盾分析方法的重要意义。
矛盾分析方法的核心要求是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就要求我们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认识和化解矛盾,尤其是优先解决主要矛盾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习近平强调,改革要“扭住关键”,“突出问题导向”,体现了矛盾分析方法在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的运用。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理性思维的方法。主要有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
归纳与演绎是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最常见的推理形式。归纳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是由个别性前提过渡到一般性结论的推理形式。演绎是从一般原理走向个别结论,是由一般性原则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推理形式。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一方面,归纳和演绎互为前提。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演绎为归纳提供理论依据,指明归纳的目的和方向。另一方面,归纳和演绎相互补充。归纳虽然能概括出同类事物的共性,但不能区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不能摒弃片面性和表面性,所得结论还不是充分可靠的,因此,归纳必须靠演绎来补充和修正。演绎以事物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为基础,共性只大致地包含个性,因此,从共性出发不能揭示个别事物多方面的属性,要了解事物本身的多样性,就得进一步分析归纳。
和归纳与演绎相比,分析与综合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思维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在思维中把认识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方面、要素,以便分别加以研究的思维方法。通过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构成这一认识对象的基础的部分、本质的方面。综合是同分析相对应的方法。综合通常被看作是在把整体分解为各个因素的基础上,再把各个因素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思维活动,但是综合绝不是把各部分、各组成因素机械地凑合起来或装配在一起,而是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个本质的方面按其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分析与综合的实质,就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矛盾分析方法,是客观事物的辩证联系和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分析与综合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对所认识的事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认识过程。
抽象与具体是辩证思维的高级形式。在思维活动中,抽象与具体是同分析与综合密切相关的思维方法。这一思维方法是通过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达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具体,一种是感性的具体,另一种是思维的具体。所谓感性的具体,就是人的感觉器官所得到的生动而具体的知觉表象。感性的具体是人的认识的起点,为了实现从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具体的过渡,必须首先否定感性的具体。而对感性具体的否定就是抽象。抽象是通过分析把整体分解成各个部分,区分开必然的、本质的方面和偶然的、现象的方面,从中抽取出各个必然的、本质的因素,以达到对具体事物的某一本质方面的认识。这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但是要真正达到对具体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还必须运用综合的方法,把对事物各方面的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形成关于事物整体的统一的认识,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具体中再现出来。这就是从柚象上升到具体。这种具体认识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事物自身各方面的矛盾组成的对立统一的整体在思维中的再现。
对辩证思维而言,重要的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一个以抽象为逻辑起点,通过各种形式的逻辑中介,达到以思维具体为逻辑终点的运行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把握好作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出发点的“抽象”。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以商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抽象而普遍的规定作为逻辑起点,以从抽象到具体作为叙述方法的。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这就是从抽象开始,通过逻辑中介展开矛盾,从而走向思维具体的方法。
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有内在关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同时就是以逻辑必然性再现对象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在要求。辩证思维中的历史范畴,一是指客观实在自身的历史,二是指反映客观实在的认识的历史。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是辩证统一的。辩证法认为,一方面,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即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东西的基础,逻辑的东西则是历史的东西在思维中的再现,因此,逻辑的进程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内在统一性。另一方面,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又包含着差异和对立。历史的东西总是包含有偶然因素、次要因素以及迂回曲折的细节,具体而生动。逻辑的东西则是“修正过”的历史的东西。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加工改造,抛弃历史细节、抓住主流,抛弃偶然性、抓住必然性,抛弃偏差、抓住基本方向和基本线索,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逻辑的东西能更深刻地反映历史。

现代科学思维方法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是一个巨大的方法群,包括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模型方法和理想化方法等。其中,控制方法是指通过分析和研究数据的分布,揭示规律性、寻找差异性,以便有效实施过程管理;信息方法是指把系统的运动过程看作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过程,通过对信息流程的分析和处理,获得对某一复杂系统运动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系统方法是指以对系统的基本认识为依据,用以指导人们研究和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模型方法是指通过建构研究模型,以简化和理想化的形式去揭示原型的形态、特征和本质;理想化方法是指用与研究对象有差别的、便于处理的简化形式,代替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这些方法对科学研究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共同性,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一方面,辩证思维是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论前提,辩证思维方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贯穿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之中。现代科学思维方法要自觉地以辩证思维方法为指导,以创新自己的方法系统。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又丰富了辩证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从联系和发展的角度揭示事物的关系,侧重于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是在确认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前提下,深入研究世界的某些关系。辩证思维方法应该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身的方法系统。

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指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出发,分析矛盾、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辩证思维能力是科学思维能力的根本要求和集中体现,培养和提高思维能力,首先就是要具备辩证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具体表现为:从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及其发展过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培养辩证思维能力,能够使人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真正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

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是辩证思维与历史眼光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具体表现和实践运用,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能够使人正确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进而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科学的观察与思考。培养并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要求。

战略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强调思维的整体性、全局性、长期性,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事关社会发展的远程选择与宏观谋划,旨在谋求长远生存与整体利益。战略思维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

底线思维能力
所谓底线,就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事物发生质变的临界点。底线思维是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根据我们的需要和客观的条件,划清并坚守底线,尽力化解风险,避免最坏结果,同时争取实现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把握底线思维,就要“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底线思维能力体现了我们对事物量变引起质变的“度”的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也体现了对矛盾分析方法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4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国际国内形势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从坏处着想,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较好的结果。”只有始终运用和坚持底线思维,才能有效化解风险挑战,确保完成目标任务,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

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是对常规思维的突破,就是破除迷信,超越过时的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
思维的发展与深化离不开创新。创新思维能力意味着不墨守成规,在求新、求变中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当今世界,知识经济飞速发展,创新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只有善于开发和运用创新思维能力,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更好地回应和解决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问题。

实践与认识

实践的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中外哲学都使用过实践的概念,并作过很多论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实践被称为“践行”“实行”或“行”,与“知”相对应,但主要是指道德伦理行为。在西方哲学史上,一些思想家对实践也有不少论述,如康德把实践看成是理性自主的道德活动;黑格尔把实践理解为主观改造客观对象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尽管他触摸到了生产劳动的意义,认为劳动陶冶事物,但最终还是把实践限定在抽象的精神活动范围之内;费尔巴哈把实践与物质性的活动联系起来,但他所理解的实践又仅仅限于日常生活活动,并将实践等同于生物适应环境的活动。总之,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人类实践的真正本质,没有看到实践在人类认识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意义。
马克思科学阐明了人类实践的本质及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集中阐述科学实践观的重要文献中,阐明了实践是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鲜明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阐释了实践的内涵、本质及其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它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以感性事物为对象的现实的物质活动,因此,实践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性也就是实践活动的客观实在性。首先,构成实践活动的诸要素,即实践的主体、客体和手段,都是可感知的客观实在;其次,实践的水平、广度、深度和发展过程,都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客观规律的支配;最后,实践能够引起客观世界的某种变化,可以把人脑中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给人们提供现实的成果。实践的这一特征,把它同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区别开来。
第二,实践具有自觉能动性。与动物本能的、被动的适应性活动不同,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性是能动性的主要表现。在人的实践活动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作为目的在实践者头脑中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目的决定着实践者的行为。马克思对此形象地比喻道:虽然蜜蜂建造蜂房使人间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它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本能活动。相反,即使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实践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所以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的活动。
第三,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实践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活动。实践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总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任何人的活动都离不开与社会的联系。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实践的内容、性质、范围、水平以及方式都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随着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实践又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实践。

实践的基本结构
人的实践活动是以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的客观过程,是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即实践的中介。实践的主体、客体和中介是实践活动的三项基本要素,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实践的基本结构。

实践形式的多样性
毛泽东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随着人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进步,人类实践的具体形式日益多样化。从内容上看,实践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物质生产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满足人们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劳动资料的需要,同时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由此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面貌。二是社会政治实践。社会政治实践是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相适应,社会政治实践的方式也是历史地变化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社会政治实践主要采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形式。三是科学文化实践。科学文化实践是创造精神文化产品的实践活动,它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中重要的形式有科学、艺术、教育等。精神文化的生产不是一个纯粹的意识过程。人类的任何实践形式无疑都离不开意识活动,但一种活动能否被称为实践活动,关键是看它是否超出了纯粹的意识活动,是否改变了除实践主体的意识状态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的状态。科学文化实践也是如此。例如,教育是一种科学文化实践活动,教师的教学活动并不是纯粹的意识活动,而是通过教书育人的全过程实际地改变受教育者的存在状态。

实践在认识活动中的决定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实践和认识之间,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在认识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践在认识活动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第三,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第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认识的本质与过程

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认识本质的科学回答。
认识的本质
深刻把握认识的本质,需要弄清各种哲学派别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第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认识本质的不同回答。在认识的本质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一条是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另一条是坚持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
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持反映论的立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人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后天接触实际中得来的。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就明确指出,没有什么“生而知之”,而是“求之而后得”,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都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而“非天性也”。
第二,旧唯物主义对认识本质的回答。旧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坚持反映论,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是以感性直观为基础,把人的认识看成是消极地、被动地反映和接受外界对象,类似于照镜子那样的反射活动,所以又称为直观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这种认识论的缺陷,一是离开实践考察认识问题,因而不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它把认识的主体只是看作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把认识的客体只是看作人们静观的对象,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只是看作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而不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所以认识就只能是消极直观的反映。二是不了解认识的辩证本性,离开辩证法来考察认识问题,因而把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了,把活生生的认识运动凝固化了,把多方面的认识要素片面化了。最根本的是它看不到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及其相互作用,没有把认识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认为认识是一次性完成的。这种直观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是不科学的。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对认识本质的科学回答。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它继承了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前提,即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同时又克服其离开实践、离开辩证法考察认识问题的缺陷,坚持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实践观,即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对认识本质的科学回答。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它继承了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前提,即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同时又克服其离开实践、离开辩证法考察认识问题的缺陷,坚持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实践观,即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实践的观点引人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把实践的观点作为整个认识论的基础,以实践的观点阐述人的认识活动及其规律,科学地规定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对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认识的目的和作用、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等一系列重要的认识论问题,作出了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完全不同的科学解释。二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考察认识的发展过程。它科学地揭示了认识过程中多方面的辩证关系,例如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感性和理性、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和价值等方面的关系,把认识看成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浅入深的充满矛盾的能动的认识过程,全面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这种以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为特征的能动反映论,不仅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也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所认为的人的认识能否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是无法证明的这一观点。

从实践到认识
人们认识一定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列宁认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认识的过程首先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活动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也就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这是认识运动的第一次飞跃。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两种不同水平的反映形式,也是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它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形式。感觉是人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个别方面的直接反映,如视觉、听觉、触觉等,它是感性认识也是整个认识过程的起始环节。知觉是人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外部特征的整体的反映,如将苹果色、香、味等方面的感觉结合起来,就形成对苹果的整体知觉。表象是感性认识的高级形式,它是人脑对过去的感觉和知觉的回忆,是曾经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对象的形象再现。

  事物的属性:量,质,度 通过五官收录信息,思维经过归纳分析抽象,总结出事物的属性及运动规律,最后经过认识再认识的路线逐渐发展。

从感觉、知觉到表象,是由个别的特性到完整的形象,由当时的感知到印象的直接保留和事后回忆的认识过程,这里已经包含认识由部分到全体、由直接到间接的趋势。但总体说来,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作为“生动的直观”,直接性是感性认识的突出特点。因为感性认识用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直接反映外部世界,以事物的现象即外部联系为内容,还没有深入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所以感性认识具有不深刻的局限性,必须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识。
性认识是指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性的认识。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概念是对同类事物共同的一般特性和本质属性的概括和反映,是思维的细胞,也是最基本的思维形式,如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等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理性认识的其他形式,都是在概念的组合和深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判断是展开了的概念,是对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的反映,是对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判明和断定。推理在形式上表现为判断与判断之间的联系,它是从事物的联系或关系中由已知合乎逻辑地推出未知的反映形式。
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是理性认识由低级到髙级的发展。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概括、分析和综合,所以这个阶段就是“抽象的思维”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具有抽象性和间接性的特点。它以反映事物的本质为内容,因而是深刻的。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也需要在实践中发展。针对一些人实践体会虽多,然而在把实践体会上升到理论高度,再从理论高度看问题、解决问题上的弱势,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如果割裂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要么走向唯理论,即否认感性认识而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要么走向经验论,即否认理性认识而片面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导致实践中的经验主义。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是一个随意的主观愿望,而是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投身实践,深入调查,获取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这是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因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第二,必须经过思考的作用,运用理论思维和科学抽象,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
认识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表现为无论在感性认识中还是在理性认识中,都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非理性因素主要是指认识主体的情感和意志。人作为认识主体是知、情、意的统一整体,不仅有认知能力,还有情感和意志。从广义上看,非理性因素还包括认识能力中具有不自觉、非逻辑性等特点的认识形式,如联想、想象、猜测、直觉、顿悟、灵感等。人的认识过程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具有激活、驱动和控制作用,美好的心境、坚韧的意志、饱满的热情等,往往能调动主体的精神力量去努力实现实践的目标。所以,我们既要注重理性因素的作用,又应当充分发挥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

从认识到实践
从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
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是更为重要的飞跃,意义更加重大,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认识的结果仍然是观念的存在,把观念的存在转变成现实的存在,必须经过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理论的终极意义在于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把正确的理论束之高阁,或夸夸其谈而不加以实行和运用,那么,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意义的。对此,习近平形象地指出:“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在实践中再加深对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过程,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又是理论实现自身的过程。
第二,认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理论是否正确,在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中,是没有得到证实也不可能得到证实的。只有将已经获得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正确的理论才能得到证实,错误的理论才能被发现、纠正或推翻,并在指导实践、实现自身的过程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对事物的认识就还没有完成。
实现由认识向实践的飞跃,需要经过一定的中介环节,包括确定实践目的,即为了什么而实践;形成实践理念,即实践的理想蓝图是什么;制定实践方案,即把实践理念具体化的计划、措施和手段;进行中间实验,即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以及运用科学的实践方法等。除此之外,从认识到实践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和宣传,让理论为群众所掌握,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只有这样,理论才能真正发挥指导作用,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
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实现了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辩证运动过程。经历了两次飞跃,实践与认识的运动就算完成了吗?回答是既完成了,又没有完成。
说它“完成了”,是针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而言的。在由认识到实践飞跃的这个阶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在实践中变为事实,或大体变为事实,那么,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就算是完成了。如工程计划的实现、科学假想的证实、优秀艺术作品的完成、社会主义由理念到现实的落地等,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证实了原来的认识。然而,人们在实践中得来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的情况很少。一是因为事物是复杂和多变的,即使是对于个别的、具体的事物的认识,也要经历多次反复。二是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不但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实践中出现出乎预料的情况时,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出现部分或全部不符合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状况都是可能的,因此,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的部分改变和调整甚至全部改变也是可能的。许多时候,经过多次失败,不断纠错,才能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
说它“又没有完成”,是针对实践和认识运动过程的向前推移、向前发展而言的。人们的实践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的多次反复,某一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在实践中达到了预期的结果,这只是对于某一个别事物或某一类事物的认识运动。然而,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因此,要“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毛泽东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认识辩证运动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表明认识是一个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沿着科学性方向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实践在认识的指导下沿着合理性方向不断深入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封闭式的循环,也不是直线式的发展,往往充满了曲折以至反复,因而是一个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在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中,主观必须统一于客观,认识必须统一于实践。这种统一是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在发展中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所谓具体的统一,是指主观认识要与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践相符合,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所谓历史的统一,是说主观认识要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践相符合。由于客观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所以,主观认识也应是具体的、历史的。客观实践变化了,主观认识也应当随之转变。“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真理与价值

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是不是客观的,这是真理观中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切唯物主义都作了肯定回答,一切唯心主义都作了否定回答。在哲学史上,休谟认为真理是“观念与主体感觉相符合”,贝克莱断言“真理存在于观念之中”,康德认为“真理是思维与它的先验形式相一致”,这些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柏拉图认为“真理是某种超验的、永恒的‘理念’”,黑格尔说“真理是‘绝对理念’的自我显现”,这些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他们对真理本质的理解都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人类认识的优秀成果,从认识和实践统一的高度上科学地揭示了真理的本质。

  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规律与公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所谓正确反映,是指真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认识对客体本质和规律的符合、一致和接近。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旧唯物主义真理观的“符合论”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认为真理与客观事物之间的符合关系,是建立在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基础上的,是通过人的能动的反映活动而实现的,并且必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拓展和深化。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真理是一个过程。就真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掌握程度来说,真理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它们是同一客观真理的两种属性,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任何真理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第一,真理的绝对性。真理的绝对性是指真理主客观统一的确定性和发展的无限性。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任何真理都标志着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符合,都包含着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的客观内容,都同谬误有原则的界限。这一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也就是承认了真理的绝对性。正如列宁所说:“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二是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认识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一点也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了世界的可知性,承认人能够获得关于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就是承认了真理的绝对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第二,真理的相对性。真理的相对性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总是有限度的、不完善的。
第三,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

真理永远处在由相对向绝对的转化和发展中,是从真理的相对性走向绝对性、接近绝对性的过程。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由真理的相对性向绝对性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
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根源于人认识世界的能力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矛盾。人类的思维按其本性、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思维是无限的和绝对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代人,由于受到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显露程度、社会历史的实践水平、主观的条件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各方面的限制,其思维又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人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对立统一,作为人的正确认识成果的真理,也必然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

真理与谬误
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多重限制,认识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即真理与谬误。
所谓谬误,是同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违背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歪曲反映。坚持和发展真理,就必须同谬误进行斗争。认识的发展与真理的获得,正是在对谬误的不断纠正中实现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真理和谬误是人类认识中的一对永恒矛盾,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
第一,真理与谬误相互对立。在确定的对象和范围内,真理与谬误的对立是绝对的,与对象相符合的认识就是真理,与对象不相符合的认识就是谬误。在确定的条件下,一种认识不能既是真理又是谬误。也就是说,真理和谬误存在着原则界限。否认这一点,就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第二,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又是相对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二者的对立就是相对的。首先,真理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谬误。这是因为,一方面,真理是具体的。任何真理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才能够成立,超出这个范围,失去特定条件,就会变成谬误。列宁说:“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如重视理论与犯教条主义错误,注重实践与犯经验主义错误,自力更生与搞自我封闭,开放引进与搞崇洋媚外等,跨越关节点或度的范围和界限,真理就会转化为谬误。另一方面,真理又是全面的。把全面的真理性认识组成的科学体系中的某个原理孤立地抽取出来,切断同其他原理的联系,也会使其丧失自己的真理性而变为谬误。这种做法割裂了某个原理与其他原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其次,谬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向真理转化。既然超出一定的条件,能够导致真理变成谬误,那么,恢复特定的条件,对谬误进行“纠错”,使之重新与其所应用的对象、条件、范围、内在联系相符合,谬误就会转化为真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误,但吃一堑、长一智,勇于正视错误、反省错误、修正错误,终能取得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从而让错误逆转为正确,谬误转化为真理。
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统一关系表明,真理总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是十分重要的。习近平指出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只要是真理,一定能够经得住实践的考验,“让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让真理指引我们的理想,让真理坚定我们的信仰”。

真理的检验标准

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
关于真理标准的观点有:以圣人或权威的意见为标准,如“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自己的观念、意见为标准,如王阳明把所谓“良知”作为“自家标准”;以多数人的意见和感觉为标准,如贝克莱的“集体的知觉”就是“实在性的证据”;以概念是否清楚明白为标准,如笛卡儿、斯宾诺莎等;以“有用”或“效果”为标准,如实用主义的“有用即真理”。以上观点都属于主观真理标准论,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在主观范围内绕圈子,把主观的东西当作真理的标准,用认识检验认识,从而无法划清真理与谬误的根本界限。旧唯物主义哲学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在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上作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例如旧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费尔巴哈主张,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解决。但是,由于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不能对实践作出科学的解释,也没有给实践以应有的地位,因而也没有科学地解决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

  预测是学习哲学的目的。预测和创造价值是终极奥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真正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也就是说,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标准。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必须正确地理解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准确把握实践检验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列宁说:“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确定性的,又是不确定性的,实践标准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即相对性,是指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条件性。一方面,任何实践都会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都具有不可能完全证实或驳倒一切认识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实践,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具有相对性、有限性,表现为具体的实践往往只是在总体上证实认识与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是否相符合,而不可能绝对地、永恒地、一劳永逸地予以确证。所以说,实践标准又具有不确定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可能一次完成,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实践不断发展,真理也不断发展,在发展的实践中不断验证认识的真理性。这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要看到实践标准的确定性,防止和反对否认真理标准问题的唯心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又要看到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和独断论错误。

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价值
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是客体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如政权组织形式能否体现人民意志并受到人民支持,信仰或信念能否给人精神支撑和精神引导,艺术作品能否给人美的享受等,都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表现形式。

价值的基本特性
价值具有主体性、客观性、多维性和社会历史性四个基本特性,它们是价值本质的表现。
第一,价值的主体性。价值的主体性是指价值直接同主体相联系,始终以主体为中心。其一,价值关系的形成依赖于主体的存在。没有主体,就不存在价值关系;同一客体可能对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药物的价值是治疗疾病,它对病人有价值,对健康人则没有价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了价值的相对性,即价值是随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二,价值关系的形成依赖于主体的创造,使客体潜在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存在。没有进入人们视野的客观事物不会与人构成价值关系,对人也不具有现实的价值。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人们发现了更多的客体,掌握了它们的属性,从而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把客体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因此,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不是一种自然的现成关系,而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确立的同客体之间的一种创造性关系。
第二,价值的客观性。价值的客观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不依赖于主体的主观意识而存在。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独立于人们对它的认识和评价。认识和评价可以反映价值,但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价值。因此,价值的主体性依赖于价值的客观性,或者说,价值的主体性是以价值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承认了价值的客观性,就等于承认了价值的确定性。其一,主体的存在和需要是客观的,而不是抽象的。不论是自然需要还是社会需要,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都由主体实际的生存状态决定,同人的社会存在相联系,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空谈人的需要。其二,客体的存在、属性及作用是客观的。客体能否满足主体需要,并不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而是由客体客观存在的性质、属性等决定。总之,作为价值形成基础的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存在都是客观的。
第三,价值的多维性。价值的多维性是指每个主体的价值关系具有多样性,同一客体相对于主体的不同需要会产生不同的价值。例如,一块钻石对于主体的不同需要来说,可能构成多维的价值关系,如愉悦的审美价值、经济上的价值、科学研究的价值等。价值的多维性要求人们在创造或实现价值时,应对客体的价值作全面的考察和理性的选择。
第四,价值的社会历史性。主体和客体的不断变化决定了价值的社会历史性特点。价值关系中的主体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的具体的人,随着实践和历史的发展,主体和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导致人们对客体价值的判断也会发生改变。如雕塑《断臂维纳斯》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艺术杰作,而在中世纪则被视为女妖;如石油、核能、太阳能、潮汐发电、互联网,从未被认识到被发现、发明和利用,都体现了价值的社会历史性特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决定了价值的社会历史性,因此,应该用社会的和历史的眼光考察价值现象。

价值评价及其特点
价值评价是主体对客体的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所作的评判或判断,因而也被称作价值判断。价值评价通过揭示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形成对客体的不同态度,如肯定或否定、喜欢或反感、美或丑、善或恶、公正或偏私等。
价值评价是对客观价值关系的主观反映。在价值评价活动中,主体以自身的需要作为内在尺度运用于所评价的客体,因此,评价的差异性是无法避免的。具体而言,作为一种关于价值现象的认识活动,价值评价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评价以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为认识对象。人类认识包括知识性认识与评价性认识两个方面,其中评价性认识也就是价值评价。知识性认识以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为对象,以客体本身的属性、关系和发展过程为反映内容,追求客体“是什么”,以求“真”为认识目的;而价值评价则以客体和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为反映内容,主体的意向、愿望和要求包含在其中,追求“应该怎样”,以求“善”和“美”为认识目的。
第二,评价结果与评价主体直接相关。知识性认识是人的主观反映客观的过程,认识结果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而价值评价则要揭示和表达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因此,主体总是运用自己的评价标准即尺度去考量客体,主体的需要、特点以及情感、兴趣和爱好等直接影响评价结果,使评价结果受到主体意志的影响。
第三,评价结果的正确与否依赖于对客体状况和主体需要的认识。评价是关于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认识,是对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的判断。能否作出正确判断,取决于人对客体和主体的双重认识,这种认识不仅包括对客体属性和规律的认识,也包括对主体的规定性和需要等的认识。只有对主体和客体都有了正确认识,才能对主客体间的价值关系作出正确评价。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确定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在正确认识客体状况和主体需要基础上作出的正确论断。
问题的关键是,评价标准归根到底是主体的需要,然而,主体有个人、群体或人类等不同形式,主体的需要也具体包括个人需要、群体需要、人类需要等不同形式。由于这些主体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差异或矛盾,导致对同一事物的评价也常常会产生差异或矛盾,甚至完全对立。那么,应当以谁的标准为评价尺度?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评价不仅要判断客体对于个人的意义,更要认识对于群体、社会和人类的意义。就此而言,价值评价要以真理为根据,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要以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为根本,这是价值评价的根本特征,也是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有利于人类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趋势、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需要才是确定特定主体实际需要的最高尺度。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从根本上代表着人类整体的需要和利益,是与历史发展的基本要求或趋势相一致的。

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点的体系。它与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致的。价值观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积极与消极之分。
通俗地说,价值观是人们关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基本观点,是区分好与坏、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等的总观念。价值观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和导向作用。价值观不同的人,行为取向也会不同,甚至可能截然相反。即使从同一真理出发,也可能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行为取向。具有同样的化学知识,有的人为人类造福,有的人制造毒品危害社会。拥有科学知识并不能保证行为的正确,由于价值取向出了问题,而行为受控于价值观,所以行为也会出问题。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是非、善恶、美丑的评价标准,归根结底以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标准。
对民族与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在我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进行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实践的真理尺度是指在实践中人们必须遵循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真理。只有按照真理办事,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实践的价值尺度是指在实践中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一尺度体现了人的活动的目的性。
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两种尺度共同制约下进行的,任何成功的实践都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我国科学家屠呦呦的“抗疟神药”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采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探寻疟疾的新疗法,符合真理尺度;其目的是为了拯救成千上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符合价值尺度。
真理与价值或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价值尺度必须以真理为前提。要想达到实践的目的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就必须“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脱离了真理尺度,价值尺度就偏离了合理的、正确的轨道。另一方面,人类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推动着人们不断发现新的真理。科学发明、技术创新、经典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是人类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社会实践。脱离了价值尺度,真理就缺失了主体意义。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其辩证关系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认识活动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为改造世界提供理论指导,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坚持这种统一,归根到底要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密切结合起来。

  辩证,形容看问题的眼光全面。指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辩证发展过程的正确反映,即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对象作为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的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 辩证法(dialectics)是关于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辩证法”一词源于希腊文δνaλεxειx τέχνη,意为进行谈话的艺术,原意是指在辩论中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法。

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及其辩证关系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又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明确提出并论述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他指出:“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一论述对于我们深化理解“改造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世界分化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个方面。客观世界是指“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包含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两个部分。主观世界是指人的意识、观念世界,是人的头脑反映和把握物质世界的精神活动的总和,是人的知识、情感、意志即知情意的统一体。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二者是对立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二者发展也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统一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在反映与被反映的意义上具有同构性,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与主观世界的运动规律具有同一性,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可以相互转化。
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认真改造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才能深入改造主观世界。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改造主观世界既包括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也包括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和提升人的意志品质,而核心是改造世界观,即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
什么是自由?在自由问题上,哲学史上存在着多种看法,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倡导消极地顺应自然、抹杀人类自由可能性的宿命论;二是强调人的意志或某种精神力量绝对自由的唯意志论,否定客观必然性,片面强调主体性的毫无限制。二者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标示人的活动状态的范畴,是指人在活动中通过认识和利用必然所表现出的一种自觉自主的状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不能摆脱必然性的制约,只有在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有自由的活动,这就是人的自由限度,也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必然性即规律性,指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所固有的客观规律。
任性不是自由,无知不能获得自由。自由是有条件的。一是认识条件。即要有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最主要的是对客观事物运动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旦认识了必然、把握了规律,就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确定合理的行动计划,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必然的认识越全面和深刻,对事物的判断就越准确,行动就越主动,自由的程度就越大。二是实践条件。即能够将获得的规律性认识运用于指导实践,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才是真正的自由。认识必然只是取得了获得自由的前提,并不等于在实际上达到了自由。只有利用必然性改造世界,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不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就得不到自由。所以,恩格斯说过,“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规律,预测,创造价值。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科学的道路,它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变化发展着的客观实际出发,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而不附加任何外来的主观成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在任何时候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根据,而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这就是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
思想路线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用以指导行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贯彻。认识路线与思想路线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认识路线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思想路线是化为指导思想用以支配行动的认识路线,是认识论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其基本内涵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其核心是实事求是。
那么,何谓实事求是?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即从客观存在着的“实事”中找到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把事物的客观之“理”转化为人的认识之“理”,即真理。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鲜明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反映论与机械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的根本区别。
坚持实事求是,不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还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怎样做才叫解放思想?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冲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禁锢,才能纠正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和规律,也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作出正确的决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

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包含着创新的发展过程。创新就是破除与客观事物进程不相符合的旧观念、旧理论、旧模式、旧做法,在继承历史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发现和运用事物的新联系、新属性、新规律,更有效地进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人类的创新活动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包含着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归结起来讲,主要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基本方面,它们集中体现了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创新活动。
实践创新为理论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理论创新始于问题,因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实践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矛盾。从理论发展史来看,世界上伟大的理论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可以说,“问题倒逼”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助推器。历史也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理论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催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回答了实践和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践证明,只有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与不变,“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为实践创新提供科学的行动指
努力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在对待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唯物史观,另一种是唯心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的主要缺陷是:至多考察了人的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进一步考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因而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把社会历史看成精神发展史,根本不懂得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根本不懂得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一段话深刻地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是我们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也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永恒的、必要的条件,是人们生活和生产的自然基础。自然地理环境提供了社会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来源。离开一定的自然条件,人们就不可能进行生活和生产;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要受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特别是受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制约。
自然生态平衡对社会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是社会得以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等全球危机问题,并不单纯是自然系统内平衡关系的严重破坏,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马克思认为,应当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恩格斯也提出了自然界“对人进行报复”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和解”问题。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人口因素也是重要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发展起着制约和影响的作用。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和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没有人就没有社会。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等因素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适度的人口对社会发展起加速作用,过密或过疏的人口对社会发展则起延缓作用。在现代社会,人口的质量(智力、体力等)、职业构成、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等状况,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人口因素要受社会生产状况和社会制度的制约。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口因素,都不能脱离社会生产而发生作用,都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形态的更替。
物质生产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通常简称为生产方式,是指人们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的方式,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及决定力量。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在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首先,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其次,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全部社会生活。最后,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更替和发展。

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具有复杂的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划分。根据不同的主体,社会意识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个体意识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等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是个体社会实践的产物;群体意识是群体成员共同的意识,是群体实践的产物。根据不同的层次,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心理是低层次的社会意识,是自发的、不系统的、不定型的社会意识,表现为人们的感知、情绪、情感、心态、习俗等,以感性认识为主;社会意识形式是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自觉的、系统的、定型的社会意识,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等,以理性认识为主。社会意识形式以社会心理为基础,并对社会心理起指导和影响作用。
在社会意识形式中,又存在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之分,其中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社会意识,主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自然科学和语言学、形式逻辑等一部分社会科学不具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不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不服务于特定经济政治制度和特定阶级,因而属于非意识形态。
政治法律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政治思想是人们关于政治的关系、制度和设施的观点、理论的总和,法律思想是人们关于法的关系、制度和设施的观点、理论的总和。政治法律思想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是最直接、最集中地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
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依靠社会舆论以及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来起作用的精神力量。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性,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永恒不变的道德是不存在的。道德具有继承性,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艺术是通过塑造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式。它靠形象来表现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情感、愿望和意志,按照审美的规则来把握和再现生动的社会生活,并通过美的感染力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社会生活。
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是由对神灵的信仰和崇拜来支配人的思想行为的一种意识形式。从其产生根源看,宗教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产物。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和缺乏科学知识,以及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无知和恐惧,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宗教观念。阶级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苦难而人们又不能科学地解释这些社会现象,是宗教产生的又一重要根源。宗教最初是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叹息和抗议,而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其统治被压迫者的思想工具。从历史和现实看,宗教将会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宗教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和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具有思辨的特点,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不同,它是一种以更为间接和抽象的方式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式。哲学作为观念文化中的基础部分,对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由于反映社会存在的方面不同、方式不同,因而作用也不同。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加强,但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重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变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社会意识产生的基础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实践的能动性决定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能动性。所以,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是对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世界的反映。
社会意识是人们进行社会物质交往的产物。社会意识同语言一样,是在生产中由于交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人类最初的意识是“纯粹动物式的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经过漫长的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伴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产生了人类最初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说:“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也相应地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和发展。社会意识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一时代的社会意识都有其独特的内容和特点,具有不断进步的历史趋势,但不管怎样变化、发展,其根源总是深深地埋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例如,在原始社会,人们只有朴素的族群公有观念,不知“私有”为何物。随着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原始社会的瓦解,私有观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思想意识相应产生。可见,那种认为人从来就有“自私意识”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以理论、观念、心理等形式反映社会存在。这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但社会意识并非消极被动地受制于社会存在,它既依赖于社会存在,又有其相对独立性。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是指,社会意识在从根本上受到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形式和规律。主要表现在:
一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进步的社会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推断未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落后于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则阻碍社会的发展。另外,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社会意识的发展水平未必都是最高的;某些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其社会意识的某些方面却可以领先于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二是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统一性,决定了社会意识诸形式之间也必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同时,社会意识诸形式均有自成系统、前后相继的历史链条,因而具有历史继承性,有其发展的特殊规律。
三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任何社会意识都不会凭空出现,只能是适应一定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因而它必然具有满足这些需求的功能和价值,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并作用于社会存在,影响历史的发展。先进的社会意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
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是通过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实现的。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要实现思想就要付诸实践,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一种社会意识发挥作用的程度及范围大小、时间长短同它实际掌握群众的深度和广度密切联系在一起。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人类要生存繁衍、追求美好生活、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发展,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基础。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深入理解生产力范畴,需要把握生产力的水平、性质、状况和发展要求等重要方面。生产力的水平表现为生产发展的现实程度;生产力的性质取决于生产的物质技术性质,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性质;生产力的状况是这两者的统一,表现为生产力的运行状态或发展态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生产力上述三方面的规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指现实的生产力不断获得解放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生产力具有复杂的系统结构。其基本要素包括:
一是劳动资料,也称劳动手段。它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料或物质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如何,主要取决于生产工具的质量和数量,生产工具是区分社会经济时代的客观依据。“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二是劳动对象。一切自然物质都是可能的劳动对象,其中引人生产过程的部分则是现实的劳动对象。现实的劳动对象还包括生产深度加工的对象。劳动对象是现实生产的必要前提。劳动对象不同,往往会影响劳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对象将日益扩大并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
三是劳动者。劳动者是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劳动者。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知识,能够运用一定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所以,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劳动者一般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现代生产中,脑力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日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高新技术领域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具有直接同一的趋势。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能够应用于生产过程,与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因素相结合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会引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素质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够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应用于生产过程的周期日趋缩短,对于生产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日益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第一生产力。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着的。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都受生产关系的支配和制约。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基本的,它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前提决定的,所以是最基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它是区分不同生产方式、判定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客观依据。当然,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当它们适应所有制性质的要求时,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巩固、发展的作用,反之,就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起削弱、瓦解作用。生产关系作为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物,“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例如,资本的直接表现形态是商品生产中物的要素,但其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分析生产关系必须透过“物”看到“物”后面的人与人的关系。
历史上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其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共同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产品分配上不存在剥削。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其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归少数非劳动者占有,劳动者占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生产资料,并在生产中处于被支配地位,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往往包含剥削关系。当然,个体劳动者的私有制中没有剥削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这两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是并存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必将取代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
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中,生产力是居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其一,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历史上的各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可见,生产力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产物,只有当它为生产力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时才能够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本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便由新变旧,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人们就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实际过程和情形是十分复杂的。新的生产关系总体上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但并不排除它的某些环节或方面不适合生产力状况而阻碍其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总体上基本不适合生产力发展,但也不排除它的某些环节或方面的调整和改变,能够暂时地、局部地对生产力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固然会阻碍其发展;而由于人为的原因使某种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水平,这种“拔高”了的生产关系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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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就内容看,这一规律概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从过程看,这一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基本相适合;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到新旧更替,再到相对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原理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这一原理在人类思想史上彻底否定了以“道德说教”作为评判历史功过是非的思想体系,第一次科学地确立了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并且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作为判断时代变革的客观依据。马克思明确指出,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该时代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正是根据上述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正确阐释了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及其历史必然性问题,正确评价了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件、人物以及各种社会集团的理论、主张等,为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提供了基本观点和方法。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自觉地认识和把握这一规律,自觉认识到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把坚持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理解经济基础的内涵要把握两点:其一,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往往存在多种生产关系,但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是其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其二,经济基础与经济体制具有内在联系。经济体制是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体制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具体,在实践中它总是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因此,经济体制的选择是否得当,对于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生产力的发展往往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上层建筑由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和政治组织两部分构成。意识形态又称为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和政治组织又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治制度、立法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国家政权机构、政党、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政治组织形态和设施。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政治上层建筑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影响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理论观点。
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是核心。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氏族、胞族和部落,社会秩序依靠传统习惯和氏族首领的威信来维系。国家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同原始氏族组织不同,它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国民的,而不再以血缘关系来划分;并依靠强制性或暴力手段以及征收赋税来维系。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阶级已经产生且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势下,为了把阶级斗争限制在一定“秩序”之内,国家作为强制性的力量应运而生。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其根本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的暴力机关,以保障其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阶级。国家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政治统治亦即阶级统治,国家是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但“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过程,是与社会管理职能的独立化过程并行不悖的。当国家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时,实际已经在起着管理社会生活的作用;当国家在管理社会生活时,也并没有失去其阶级统治的性质。国家的对内、对外职能都是如此。只是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过渡形态,随着阶级消亡,国家才将“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国家和社会完全统一之日,也就是国家消亡之时。国家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依据国家的性质和政权的组织形式,相应地将国家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表明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哪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哪个阶级是被统治阶级。政体是指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具体组织形式,也就是政权构成形式,表明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去组织自己的政权,实现自己的统治。一般来说,国体决定政体,政体服从于国体;政体为国体服务,并对保证国家的性质起重要作用。但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也有复杂的情形,同一国体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政体,而不同国体的国家又可能采取相同的政体。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他任何国家形态的民主都不能比拟的最广泛的民主。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辩证否定,是民主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从民主的具体形式方面看,资产阶级民主已有几百年的发展经验,有许多弊端,也有可资借鉴的因素;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已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当然也面临着长期发展的任务。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得以确立其统治地位并获得巩固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条件。任何上层建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得到说明。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更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并决定其变革的方向。
其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上层建筑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服务,确立或维护其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和依靠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通过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排除异己势力及其思想,力图将社会特别是经济关系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维护自己在经济基础上的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上层建筑这种反作用的后果可能有两种:当它为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反之,当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就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
再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是极为复杂的。其一,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没有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其二,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矛盾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之间的矛盾,新旧上层建筑之间、新旧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其三,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一般是适应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没落时期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是不适应的,其矛盾则变为对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最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是指: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

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社会形态更替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同时,也会表现出一些特殊的形式。

社会形态的内涵
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形态包括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是三者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马克思、列宁经常把“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说明“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形态的本质方面。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则是社会形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定的社会形态总要以一定的社会制度形式呈现出来,社会制度能够集中体现社会形态的性质,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用社会制度来指代社会形态。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和进步就是通过社会形态的更替实现的。

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依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社会历史可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表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
但是就某一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历程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些国家在发展中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典型过程,也有些国家在发展中超越了一个甚至几个社会形态而跨越式地向前发展;有些国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形态性质不够典型,甚至多种社会形态特征交叉渗透;有些国家在一定时期由较为落后的社会形态快速跃进为先进的社会形态,而有些国家的社会形态则长期陷于停滞状态;即使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也会显现出不同特点。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社会形态更替形式的多样性。依据俄国社会变革的实践经验,列宁曾深刻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是对社会形态更替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符合历史实际的概括。

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
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根源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相统一的过程。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必然性主要是指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和规律是客观的,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确定不移的。社会形态更替归根结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所以,只要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就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就能够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即规律性。也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必然性。
但是,如同其他社会规律一样,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也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规律的客观性并不否定人们历史活动的能动性,并不排斥人们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于某种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性。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造成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为人们的历史选择提供了基础、范围和可能性空间。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由具有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的基本生产力条件、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影响以及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等原因决定的。
第二,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选择活动总要受到自己目的的驱使和制约,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目的的人;另一方面,人们的历史选择活动又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历史过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人们的历史选择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实现。
第三,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选择性。人们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本意愿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和顺应程度。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正是在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参与社会变革实现的。因此,历史的发展、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归根结底会通过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选择表现出来。

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社会形态的更替还表现为历史的前进性与曲折性、顺序性与跨越性的统一。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顺序性主要是指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基本趋势,其历史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但它并不否认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跨越性。一种新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有时并不是从旧社会制度发展较为充分的典型国家开始,而更易于在旧制度发展不很完善或者很不充分的地方突破。这既体现了社会形态更替过程的曲折性,又为社会形态更替的跨越性提供了条件和历史契机。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是在欧洲而并非在封建制度高度发展完善的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俄国、中国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而并非在欧美等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成功,都是明显的例证。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过程也有某些类似的情况。
在社会进步发展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反复甚至倒退现象。从世界历史上看,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无不经过曲折反复的斗争;每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无不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但在战胜封建制度以后,接着就出现了1660年的旧王朝复辟。直到1688年,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才稳固下来。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看,从建立到巩固大体经历了二三百年时间。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迄今最进步的社会形态,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某种跨越性,是合乎规律的。它走向成熟,取得最后胜利,必然要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和长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出现某种重大挫折甚至倒退。但历史车轮前进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它所呈现的曲折,必将以社会的巨大进步来补偿。社会主义光辉灿烂的未来,必将进一步为世人所瞩目。

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唯心史观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或精神力量,而未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奥秘。唯物史观超越了唯心史观,它没有停留在“精神动力”的层面上认识社会历史,而是透过历史的表象,进一步探寻并发现了社会历史深处的“动力的动力”: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决定了各种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变,决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等,在社会发展中各具不同的重要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
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领域也不例外。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其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从社会领域中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矛盾有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之分。社会基本矛盾就是指贯穿社会发展过程始终,规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和基本趋势,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根本推动作用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规定并反映了社会基本结构的性质和基本面貌,涉及社会的基本领域,囊括社会结构的主要方面。社会基本结构主要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经济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结构是指生产方式,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狭义的经济结构是指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这里指的是广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和政治组织。观念结构中的主要部分是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并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社会意识形态,即观念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基本结构要素之间的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不能任意选择的物质力量和历史活动的前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进而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决定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扩大,各民族的交往越来越多,人类历史逐渐由封闭的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内容,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基础的物质生产存在着双重关系,体现为生产力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这双重关系犹如社会历史的经纬线,构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矛盾。生产力发展既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制约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其次,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着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它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如前所述,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生产力就必然要求改变或变革生产关系,而一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状况发生了变化,就会同原有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并要求改变旧的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发展又会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会影响和制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解决。
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即上层建筑的变化或变革。当上层建筑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时,就必然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当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状况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只有解决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最后,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往往会通过一定社会的阶层或阶级的矛盾表现出来,或表现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会导致代表或拥护不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进而促使一定社会形态的变迁、更替。在同一社会形态的发展中,社会基本矛盾通常是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的。每一次成功的改革,都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的解决,从而促进社会发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坚持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社会主要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社会领域中,除了社会基本矛盾,还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是同一层次的矛盾。一般来说,社会基本矛盾是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规定和制约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并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规定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在实际生活中,社会基本矛盾往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矛盾表现出来,而各种具体矛盾的变化发展会导致社会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考察具体的社会时,我们通常会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去分析社会矛盾,而这些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矛盾往往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或方面的表现或折射。例如,生产发展或经济发展的问题、政治发展的问题、分配领域的问题、文化思想建设的问题等,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都受到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制约,同时也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表现。我们不仅要认识社会基本矛盾,而且要在此基础上认识社会中的各种具体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说的要认识和抓住影响全局的主要问题,其实说的就是要认识和抓住主要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会朝着两个方面转化: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双方的内容发生一定变化;二是矛盾地位发生变化,原来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从属地位的矛盾,而原来的某个非主要矛盾则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它所影响的社会发展过程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点。例如,毛泽东曾经分析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发展的三种情形:其一,当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生存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其二,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而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压迫时,国内阶级矛盾就又重新转而成为主要矛盾;其三,当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统治时,二者就会完全公开站在一起,与人民大众为敌,共同成为主要矛盾的一方面。他还指出,西安事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表现在国共两党之间;西安事变之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表现在中日两国之间。这既表明了社会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又表明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导致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原理,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正确把握了社会主要矛盾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否则就容易导致挫折。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而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重大认识和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在相当长时期内偏离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了严重后果。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党对八大时的提法作了凝练,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由此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推进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依据。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与我们党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分不开的。

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离开了阶级斗争,就无法理解阶级社会的发展。“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列宁1919年在其著作《伟大的创举》中给阶级下了一个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同经济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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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class),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生产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阶级产生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剩余产品的出现;二是私有制的形成。阶级的本质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或人群共同体。阶级的划分是由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结成的不同关系决定的。

阶级斗争是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阶级斗争根源于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冲突。一切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经济利益这个轴心展开的。
历史上剥削阶级凭借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统治地位,对被剥削阶级实行残酷的压榨和掠夺。同时,为了维持和加强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又必然对被剥削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被剥削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就不得不起来反抗。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客观存在的必然现象,并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全部发展过程。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必然会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与阶级斗争动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指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如果说近代以前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还较为隐蔽,那么在近代欧洲伴随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则非常明显地展示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法国复辟时期的一些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梯也尔等,在总结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事变时,已提出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19世纪初,英国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斗争,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从1830年起,在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已被承认是争夺统治的第三个阶级。恩格斯说:“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电影票房可以反应当代青年的群体意识。

阶级斗争对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当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时,即当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必然同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形成尖锐的对抗。这时,只有通过先进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阶级斗争的作用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中。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迫使反动统治阶级作出某些让步,不得不调整某些经济关系和政策,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从而或多或少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阶级斗争及其作用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必须从不同时代生产发展的状况、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来说明。不能脱离客观现实,片面否认或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历史上的一些阶级斗争,如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虽然不同程度地打击和动摇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些被剥削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并且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严密的组织,这些斗争往往无法避免最终失败,而成为剥削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历史上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曾经扮演过革命的角色,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剥削者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斗争的目的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因而,此种斗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是有限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阶级社会的科学方法
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重要依据。在认识和处理阶级矛盾时,要严格区分阶级矛盾和非阶级矛盾、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和非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对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判断。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人民真正实现了翻身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它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注意保持安定团结,防止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又要对阶级斗争保持警惕,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防止和纠正阶级斗争熄灭论。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

社会革命的实质和作用
社会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革命是指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狭义的社会革命主要是指社会形态的变更,即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革命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即导致经济基础的变更,进而导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社会革命既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手里转移到革命阶级手里,是实现社会形态变革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推翻奴隶制的地主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革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生产力的发展和旧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发展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是社会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就由原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就要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又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社会革命是在一定形势和条件下发生的。它的爆发既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如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又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如革命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和群众的发动程度等。

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不仅表现为通过革命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而且表现为通过改革实现社会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改革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新阶段。
改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集中表现在: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在一定社会形态总的量变过程中,当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又尚未激化到引起社会革命的程度时,就需要依靠改革的途径或手段,来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改革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等。如果说社会革命适用于解决现存的社会基本制度问题,把生产力从已不能容纳它的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那么,改革则适用于解决现存的社会体制存在的问题,在不改变社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进行变革,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是一个复合概念。科学是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科学主要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技术是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生产的方法与手段。科学和技术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当今时代,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出现了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趋势,科学和技术日益融为一体。

科技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作过精辟而形象的概括,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近代以来,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推动西欧国家相继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迅速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的发明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使电力取代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社会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特别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高科技的出现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了互联网、智能化、数字化的时代,推动了由工业经济形态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形态的过渡。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和社会的巨大进步。
首先,对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科技发展使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大大地改变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例,使劳动力结构向着智能化趋势发展。其二,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形式。微电子技术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智能机器代替了人的部分脑力劳动,使人们的劳动方式经历了由机械自动化走向智能自动化、由局部自动化走向大系统管理和控制自动化的根本性变革。其三,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革。新的技术革命在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的同时,使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例迅速增长,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日益增长。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推动了生产的分工和协作的广泛发展,并使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最终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
其次,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现代科技革命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要求人们不断更新和充实知识,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学习已日益成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信息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处理、存储和传递信息的手段,给学习、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等手段,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们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条件。
最后,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革。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影响思维主体、思维客体和思维工具,引起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们获得了新的知识理论结构,能够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去研究一系列新现象、新领域、新课题。

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科学技术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造福于人类,科学技术的作用既受到一定客观条件如社会制度、利益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一定主观条件如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水平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意味着人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社会时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一种情形是对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够,或缺乏对科学技术消极后果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例如,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大规模的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森林和草原的生态破坏;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互联网可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垃圾信息和虚假信息,并可能会侵害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还有一种情形与一定的社会制度有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常常被资产阶级用作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并非都能使人摆脱贫困,促进入的身心健康发展,因而,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者凭借科技优势,迫使他国接受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的规则,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甚至入侵他国,造成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是例证。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表现为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这种历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出发,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宣扬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
英雄史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从认识根源看,英雄史观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人们的认识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把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意识的作用加以夸大并绝对化,而无视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历史活动的作用。从社会历史根源看,英雄史观的产生同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大多数人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少数人从事政治统治、垄断精神文化生活有关。广大人民群众在私有制社会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其历史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和社会应有的承认,而少数剥削阶级则掌握经济、政治权力,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主宰历史。这就为英雄史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从阶级根源看,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需要宣扬唯心史观,抹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是英雄史观得以产生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

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质上看,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从量上看,人民群众是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内容,包含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但其中最稳定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在当代中国,凡是拥护、参加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相一致的。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具有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愿望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
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的具体应用,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实质,就在于充分相信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无产阶级政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忠实代表,其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产阶级政党除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为此,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一切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获取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实践证明,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无从谈起。

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唯物史观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既明确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存在差别。有的人作用大些,可称为“历史人物”;有的人作用小些,可称为“普通个人”。
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事件_主要倡导者、组织领导者或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有深刻影响,甚至有时能够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结局,从而导致历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变化。从其发挥作用的性质来看,历史人物有些起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作用,有些起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作用。对历史人物起作用的情况应作具体分析。在分析或评价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要坚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不应简单化。
杰出人物是历史人物中对推动历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或起重要作用的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新的历史任务往往是由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人物首先发现或提出来的。他们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解决历史任务的愿望比一般人强烈。先进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所提出的思想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他们为群众指明革命斗争的方向,在革命斗争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有些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在特定的条件下运用其权力满足了社会某些方面的需要,对历史发展也会起到某种甚至是重大的促进作用。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教育家等的创造性活动,对于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必须明确,不管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都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而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总方向。

辩证地理解和评价个人的历史作用
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都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杰出人物会因其智慧、性格因素对社会进程产生影响,但这些作用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现象,只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个别原因。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虽然也能使具体历史事件的外貌或某些后果发生变化,但终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如果看不到历史人物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割裂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就势必会夸大个人的作用,进而否定或歪曲历史发展的规律。
历史人物的作用性质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历史人物才能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作用。越是能够这样做得好的历史人物,其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必然越大,影响也越长久。
根据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历史特征和阶级特点,唯物史观主张,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坚持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
历史分析方法要求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进行具体的、全面的考察。要尊重历史事实,如实反映历史人物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如实反映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无视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对其过分夸大、美化或拔高是不对的;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用现代人的标准苛求前人也是不可取的。判断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要看历史人物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历史人物本身是变化发展的,应当用发展的观点给予如实的评价。同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历史作用,有时甚至会有性质相反的历史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贯彻历史分析方法与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一致的。在阶级社会中具体地考察社会历史条件与历史人物的关系,必然包含分析一定的阶级条件和历史人物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把历史人物置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同他所属的阶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评价^一定的阶级总是要推举或产生出自己的代表人物,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历史人物的作用受到所属阶级的制约;历史人物的沉浮,也往往同他所属阶级的兴衰息息相关。在历史上,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代表人物的局限性。离开了一定的阶级背景,就难以理解历史人物的产生、作用及其性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为什么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作了精辟的阶级分析,堪称用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典范。

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过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与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简单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是商品经济的高级或发达形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财富表现为一种惊人的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因此,剖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就自然成为揭示资本主义本质的出发点。

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
商品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经济,指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的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下,社会由许多分散的、单一的经济单位(如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等)所组成,每个经济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自然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排斥社会分工,生产规模狭小。可见,自然经济是同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相适应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都很低,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因此自然经济是这些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形式。
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它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商品经济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有两个:一是存在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所谓社会分工,是指社会劳动划分和独立化为不同部门和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专门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者和经济单位。各行各业的生产者为了满足自身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多种需要,就要求互通有无,以取得对方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因而产生了相互交换产品的要求。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私人所有,一个人要想得到别人的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只能进行交换。私有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彼此发生经济联系和相互交换产品时,要求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因而劳动产品便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便必然采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所发展,但不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的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一种简单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才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

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商品是用来交换、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价值两个因素或两种属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有用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切劳动产品所共有的属性,离开了商品它就不复存在。使用价值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用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而是通过交换用来满足别人的、社会的需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决定商品交换的比例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价值是商品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任何有用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只有这种有用物品是劳动产品并作为商品时才具有价值。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价值。商品的价值在质上是相同的,因而可以相互比较。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其实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商品的价值在本质上体现了生产者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性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相互排斥的,二者不可兼得。要获得商品的价值,就必须放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要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不能得到商品的价值。商品生产者生产商品并不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取得价值,只是为了取得价值,才关心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只有将商品的使用价值让渡给商品购买者,才能取得价值。其统一性表现在:作为商品,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寓于使用价值之中。一种物品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是无用之物,即使人们为它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也没有价值。一种物品尽管具有使用价值,但如果不是劳动产品,也没有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区别
1、含义不同。
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叫商品的使用价值;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叫价值。
2、体现的关系不同。
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即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在商品中的地位不同。
使用价值是一切有用物品的属性,因而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特有的属性,因而是商品的本质属性。
4、在商品中的作用不同。
不同的使用价值决定了不同的商品需要交换;而价值是商品交换的基础,决定了商品交换的比例。

商品是劳动产品,生产商品的劳动可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的劳动。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种规定。任何一种劳动,一方面是特殊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这就是劳动的二重性。正是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种劳动或两次劳动,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统一的,是商品生产者的同一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又分别反映劳动的不同属性,具体劳动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而抽象劳动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属性。

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商品的价值包括质的规定与量的规定两个方面。价值的质的规定回答的是价值的实体是什么,价值的量的规定则回答价值的大小由什么决定和怎样决定。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量是由劳动者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劳动量则按照劳动时间来计量。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只能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里的“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指劳动力的正常性质,即“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它意味着形成价值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条件都必须具有正常的性质。
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越多,生产每件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劳动者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率。它的高低可以用单位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来测量,也可以用单位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测量。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
商品的价值量同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劳动是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的一般劳动者都能从事的劳动。复杂劳动是指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以简单劳动为尺度的。复杂劳动等于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也就是说,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里,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复杂劳动转化为简单劳动,不是商品生产者自觉计算出来的,而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实现的。

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
马克思对价值形式及其发展的分析,一方面进一步揭示了价值的本质,说明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商品的一种社会属性;另一方面阐明了货币产生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货币产生的必然性和历史性,指出货币和商品生产是紧密联系的。
商品的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货币是在长期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从历史上看,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以及货币形式。货币具有五种基本的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随着货币的产生,整个商品世界分化为两极:一极是各种各样的具体商品,分别代表不同的使用价值;另一极是货币,只代表商品的价值。这样就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成为外在的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一切商品只要转换成货币,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从而使商品的价值得到实现。所以,货币的出现有利于解决商品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货币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扩大和加深了。所以,马克思把商品转换成货币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

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的主要内容和客观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价值规律贯穿于商品经济的全部过程,它既支配商品生产,又支配商品流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由于供求关系变动的影响,商品价格总是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不停地围绕价值这个中心上下波动。从较长时间来看,价格高于价值的部分和价格低于价值的部分能够相抵,商品的平均价格和价值是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价值规律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体现它的客观要求和作用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表现在:
第一,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为了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都应该遵循一定的比例,否则就会造成某些部门发展过快,浪费社会资源,或某些部门发展过慢,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比例合理分配社会劳动的客观要求,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实现的。
第二,自发地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是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社会价值进行交换的。那些劳动生产率较高、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生产者,就可以获得较多的收入,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反之,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较多的利益,并在竞争中获胜,必然要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自发地调节社会收入的分配。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生产同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由于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不同,生产中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也不一样。那些生产条件好、技术水平高的生产者,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耗费较少,仍按照较高的社会价值出卖,因而可以获得较多的收入。相反,那些生产条件差、技术水平低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同种商品的个别劳动耗费较多,但还要按照社会价值出卖,结果不仅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本或破产。这样,就调节了社会收入在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配。
价值规律在对经济活动进行自发调节时,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其一,导致社会资源浪费。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社会资源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配置时,可能出现比例失调的情况,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其二,阻碍技术的进步。在市场竞争中,首先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办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商品生产者,为了保持其在竞争中的优势,往往会限制技术的扩散,严守经营秘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和生产经营的普遍改善,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三,导致收入两极分化。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可能使一部分具有有利生产条件的生产者积累大量财富,而使另一部分处于不利地位的生产者蒙受损失甚至破产。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具有两重性,既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劳动,又是具有私人性质的私人劳动。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在社会分工条件下,每个商品生产者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从事的是某一种商品的生产,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彼此交换所生产的商品。这样,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的私人性质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每个商品生产者作为私有者,都独立地进行商品生产活动,拥有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并自负盈亏。因此,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又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进行的,是具有私人性质的私人劳动。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贯穿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决定着商品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
首先,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商品经济的本质及发展过程。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交换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本质。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正是由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每个生产者的劳动本身是私人劳动,而私人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就必须用自己的产品去同别人的产品交换。在这里,交换是解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的唯一途径。
其次,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础。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是由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是不能直接进行量的比较的,只有将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也就是从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才能进行量的比较。具体劳动能否还原为抽象劳动,在根本上取决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能否实现统一。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生产的产品如果与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这种私人劳动就不会被承认为社会劳动,它作为具体劳动的有用性质也就不会为社会所承认,因而不能还原为抽象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反过来,如果私人劳动生产的产品为社会所接受,则这种私人劳动就会被承认并转化为社会劳动,它作为具体劳动的有用性质就会为社会所承认,因而可以还原为抽象劳动,这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得到了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最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商品的售卖过程是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过程,这个过程进行得是否顺利,决定着生产者的经济利益甚至命运。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只有卖出去,其耗费的劳动才能得到补偿,生产者才能生存和进行再生产。如果商品卖不出去,生产者的劳动耗费得不到补偿,再生产就难以进行。
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通过商品的运动、价值的运动、货币的运动决定商品生产者的命运,这使商品生产者认为商品、价值乃至货币似乎是物的自然属性,而这种所谓的自然属性又似乎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性,商品生产者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听凭商品、价值、货币运动的摆布,人们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其一,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只有采取商品的形式才能进行交换,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只有采取同质的价值形式才能在交换中体现出来。其二,劳动量只有采取价值量这一物的形式才能进行计算和比较。其三,生产者的劳动关系的社会性质只有采取商品之间即物与物之间相交换的形式才能间接地表现出来,这就使人们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具有了拜物教性质。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或者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所具有的物的外观掩盖了商品经济关系的本质,妨碍人们透过物的外表认识商品、价值以及货币的实质。
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是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进一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不断运动,才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具有了客观必然性。

科学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通过对商品关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及其变化规律、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起源、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及其作用,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扬弃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为剩余价值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了商品的二因素,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卫•李嘉图甚至已经认识到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量,而不是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量。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区分劳动的二重性,所以不能回答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不能明确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不是通过生产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来解释价值,而是通过该商品所换来的另一种商品包含的劳动量来解释该商品的价值;不理解社会必要劳动量是如何决定的。结果,在价值的形式、价值的本质、价值的源泉和价值量的决定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混乱和错误。马克思在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的同时,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阐明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为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创立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外,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的创立也都同劳动二重性理论有关。因此,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第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为从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意味着每个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能通过商品交换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当商品生产者通过交换来表现自己劳动的社会性质时,其劳动的社会性质就表现为他们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具有了拜物教性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商品、价值、货币等范畴本质上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具有历史暂时性,而把它们看作物的自然属性,从而把商品经济形式永恒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通过对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及其表现形式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揭露和批判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观念,从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了人与人的关系,对我们科学认识商品经济的本质,正确理解商品经济的运动规律及其影响,清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对私有制商品经济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撇开其中的制度因素,它所包含的关于价值的本质和价值量的规定的理论,关于价值形式的演变和货币的产生及其本质的理论,关于价值规律的理论等,都是对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所揭示的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理论,对于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社会形态的演进和更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进和更替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石器是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原始社会后期,金属工具出现并得到广泛使用,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器时代及其后的铁器时代,金属工具特别是铁器的发明和使用,有力地推动了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原始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推动生产关系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归氏族公社所有,实行集体劳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劳动产品。氏族公社的集体劳动是一种简单协作,许多人同时在一起完成同一种工作,这有助于将分散的个人集合起来完成单个人无法完成的狩猎和农业生产活动。生产力十分低下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生活资料实行平均分配,以保证原始社会人的共同生存,由此决定了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出现,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氏族之间发生剩余产品的交换,而交换的产品被私人占有,推动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推动原始社会瓦解并被奴隶社会所取代。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剥削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是两个基本阶级。奴隶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控制国家政权,是奴隶社会的统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相对立的是奴隶阶级,奴隶是奴隶社会的劳动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其人身也归奴隶主所有,是奴隶社会的被统治阶级。除奴隶外,自由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也是奴隶社会的劳动阶级,拥有人身自由,但是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奴隶主的排挤和支配。奴隶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普遍使用金属工具,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协作劳动,出现城乡分工和体脑分工,这都有助于生产发展和文化繁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奴隶主的贪欲不断增大,对奴隶进行野蛮奴役和残酷剥削,致使大量奴隶过早死亡,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对自由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则是不断增加兵役负担和苛捐杂税,使他们负债累累,甚至贫困破产,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促使奴隶制走向瓦解。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封建主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农民(农奴)为基本特征。在封建制度下,地主(或封建领主、寺院主)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借助于强制手段,通过地租形式(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占有农民(农奴)的剩余劳动。地租是封建剥削的基本形式,集中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封建社会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生产活动分散,规模狭小,生产技术长期处于落后停滞状态,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随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灭亡。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封建生产关系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了农村自然经济和城市行会组织的瓦解,导致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资本主义产生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从小商品经济分化出来,二是从商人和高利贷者转化而来。
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得以较快发展,形成了日趋发达的城市经济。在欧洲,城市主要是由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封建领主的领地上建立起来的,商业和手工业构成了城市经济的基础。为了保护城市手工业者的生产稳定,限制竞争,在城市里出现了各类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这些行会内部都有自己严格的行规,不但限制同业竞争,而且同封建领主进行斗争。封建行会约束下的小手工业,是建立在私有制和自身劳动基础上、以交换为目的的简单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小生产者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并由此发生剧烈的两极分化:一部分条件较好的作坊主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添置设备,增加雇佣工人数量,延长劳动时间,逐渐富裕起来并成为最早的工业资本家;多数作坊主则在竞争中逐渐衰落下去,直至破产,最终同其帮工和学徒一起沦为雇佣工人。手工作坊中的师徒关系逐渐转变为雇佣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形式之一。
商人和高利贷者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到了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商人积累的财富不断增加,一些大商人成了包买商,他们不仅包销小生产者的全部商品,还供给他们原料和设备,从而割断了小生产者与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的联系,逐渐控制了商品生产者。商人和高利贷者乘生产者困难之机,贷给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原料和生产工具。“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随着商人侵入手工业领域,小生产者沦为商人、高利贷者的债务人,一旦无力还债,就只能交出自己的作坊来抵债。于是,作坊主丧失了独立的生产者身份,连同其帮工和学徒成了商人或高利贷者的雇佣工人,商人或高利贷者则成为工业资本家,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另一种形式。

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其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15世纪末美洲和通往印度航道的新发现,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要求商品生产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发展,这一任务只能靠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来实现。新兴资产阶级便开始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利用暴力手段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
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就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开始于15世纪后30年,经过16世纪的高潮,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才告结束。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进行的:一是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二是用暴力手段掠夺货币财富。
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英国,地理大发现以后,由于欧洲市场扩大了对羊毛的需求,羊毛价格迅速上升,养羊比经营农作物更为有利,这就促使资本家和封建贵族通过各种手段把大片农民私有土地围圈起来据为己有,改作养羊的牧场,而农民则变成一无所有的流浪者,为生活所迫最终不得不到资本家开设的工厂出卖劳动力。同时,资本家和封建贵族还通过“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
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又一个重要方式。自15世纪末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新兴资产阶级,通过武力征服海外殖民地、屠杀当地居民、抢劫金银财宝、大批贩卖黑人、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进行商业战争等途径,掠夺了大量财富,大大加速了货币资本的积累。西方殖民者在300多年时间里,仅从中南美洲就抢走了250万公斤黄金、1亿公斤白银。1783年到1793年的十年间,英国仅利物浦一地就贩运了33万多名黑人,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的人口达1亿多。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新兴资产阶级在国外进行疯狂掠夺的同时,还通过国债制度、课税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加强对国内人民的剥削,积累起巨额货币资本。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缩短了封建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资本原始积累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就是一部罪恶的掠夺史,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不断发展和成熟,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上层建筑的彻底变革提出了强烈要求,即在政治上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用资产阶级政权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在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极端尖锐,封建统治已被农民战争严重动摇的情况下,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广大农民和其他城乡劳动者的力量,通过暴力手段,展开夺权斗争。从n世纪中期到18世纪后半期,英、法等国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复辟和反复辟的长期斗争,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自18世纪60年代起,英、法等国相继发生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得以形成。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地位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

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条件的。所以,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必须从理解劳动力成为商品入手。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
劳动力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人的劳动是任何社会进行生产都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基本要素,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劳动力成为商品,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劳动者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其二,劳动者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发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形式上是“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而实质上是资本家支配和剥削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马克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

劳动力商品的特点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像任何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是,劳动力是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它包括三个部分:(1)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由于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构成是有区别的,所以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活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一旦劳动力价值降低到这个界限以下,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
劳动力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它在消费过程中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且这个新的价值比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更大。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货币所有者购买到劳动力以后,在消费过程中,不仅能够收回他在购买这种商品时支付的价值,还能得到一个增殖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而一旦货币购买的劳动力带来剩余价值,货币也就变成了资本。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具有隐蔽性。资本是增殖价值的价值,它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是,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取货币、生产资料、商品等物质形态,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一种错觉,似乎这些物天然就是资本,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似乎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并非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资本本身就具有一种能使价值增殖的魔力,这就是资本拜物教。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特点和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的分析指出,资本家用货币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劳动本身并不是商品,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创造了剩余价值,使货币转化为资本。马克思的分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阐明了资本的实质,揭露了资本拜物教产生的秘密,为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资本是用于投资得到利润的本金和财产,是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资本可以分为制度或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它的提升或增值由社会政治思想等变革来实现。

资本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含义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一种私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了维持生存,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来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变成雇佣劳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家不但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拥有对雇佣劳动者的支配权,并凭借这种所有权和支配权实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支配。
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从经济意义和法律意义上作了区分。
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是指事实上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支配,并凭借这种所有和支配实现生产和获得剩余产品(利润或超额利润)。马克思认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以实际占有为基础,体现了现实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并表现了经济利益的实现形式。
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法律形态。为了维护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而建立的一整套规章制度逐步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就使所有制关系上升到法的关系的高度,所有制的现实经济形态就具有了法律形态,即所有权范畴。所有制一旦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就成为一种排他性权利。所有权强制地规定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对占有物行使权利的界限,直接影响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生产资料的实际利用及其与劳动者的关系。
所有制与所有权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所有制是所有权的基础,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只能从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实际运动中去把握和理解,而不能从所有权出发去认识。所有制决定所有权,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它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意志关系或者法的关系的性质在根本上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
从历史上看,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剥削制度,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剥削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不同。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奴隶的人身及其劳动成果,奴隶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以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完全人身占有为基础的。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而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封建主,封建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与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结合,是以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为条件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与以往的剥削制度不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不是完全占有,也不是人身依附,而是基于劳动者完全的人身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关系。正因为如此,资本家只能通过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的方式,将出卖了劳动力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并取得剩余价值。在这里,生产资料和货币采取了资本的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成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由此具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质,因此,资本主义所有制是雇佣劳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体现。这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无休止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就是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不同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
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过程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劳动者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劳动过程是劳动者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即运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创造出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要素都为资本家所占有,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两个特点:其一,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们的劳动隶属于资本家;其二,劳动的成果或者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剩余价值是指在剥削制度下,被统治阶级剥削的,劳动者所生产的新价值中,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差额,即“由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

价值增殖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方面。所谓价值增殖过程,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补偿这个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刚好补偿资本家所预付的劳动力价值,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了这个一定点,就变成了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指出:“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在价值增殖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必要劳动,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另一部分是剩余劳动,用于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体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总是通过各种物品表现出来,“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采取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种形态,根据这两部分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可以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不变资本是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通过工人的具体劳动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其转移的价值量不会大于它原有的价值量。尽管不同形式的生产资料转移价值的形式有所不同,有的是在一次生产过程中全部转移,如原材料和燃料;有的是在多次生产过程中逐渐转移,如机器、厂房等,但是转移的总是生产资料原有的价值量。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变自己的物质形态而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不发生增殖,所以马克思把这部分资本叫作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是用来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在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不仅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一定量的剩余价值。由于这一部分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可变的量,所以马克思把这一部分资本叫作可变资本。
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它表明,剩余价值既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也不是由不变资本创造的,而是由可变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创造的。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这种划分也为确定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依据。既然剩余价值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而仅仅是由可变资本雇佣的劳动者创造的,因此,要确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就应该拿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者的可变资本相比,而不应该把它去同全部资本相比。用公式表示:
m'=m/v
在该公式中,m’为剩余价值率,m为剩余价值,v为可变资本。由于工人的必要劳动是用来生产劳动力价值或可变资本的价值的,而剩余劳动则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因此,剩余价值率还可以用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比率,或者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来表示:
m'=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
这两个公式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示同一个关系:前一个公式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表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而后一个公式则是以活劳动的形式表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
资本家提高对工人剥削程度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方法有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延长工作日的长度和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日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个部分。在必要劳动时间既定的条件下,工作日越长,剩余劳动时间越长,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搾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从而剩余价值率就越高。这种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叫作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
为了让工人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除了使用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以外,资本家还使用提高工人劳动强度的方法,迫使工人更加紧张地劳动,让他们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比以前消耗更多的脑力和体力,这和延长工作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由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样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技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资本家增加生产主要靠增加劳动量来实现,因此延长工作日就成为资本家提高剥削程度的基本方法。由于那个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为一支自觉的政治力量,难以与资产阶级相抗衡,所以资本家能够凭借经济关系的强制力和国家法律的支持来延长工作日。在英国,从14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这段时期,政府就曾经颁布过各种劳工法令,强迫工人延长工作日。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资本家依然强迫工人每日劳动12、14、16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达到18个小时以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延长劳动时间给工人阶级带来的损害作出这样的抨击:“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通过绝对延长劳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受到工作日时间长度的限制,也容易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为了在工作日长度既定的条件下提高剥削程度,资本家在调整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上下功夫,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叫作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通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超额剩余价值是指企业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每个资本家总是力图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生产的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某个企业采取先进的技术,其他企业也会竞相采用新技术。当先进技术在部门内部普及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此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少,商品价值就相应下降。当生活资料以及有关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用于补偿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会降低,用于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少,而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则会相对延长,这种因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相对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单个资本家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主观动机是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但其客观后果则是整个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导致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和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整个资本家阶级普遍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主要依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来提高剥削程度。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不断改进和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斗争力量的增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作用就日益突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电子计算机、数控机床等自动化装置在生产中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机器大工业发展到自动化阶段。生产自动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工业机器人的开发和利用,代替了工人大量的体力劳动和部分脑力劳动;二是自动化生产线的广泛使用,使直接从事生产操作的工人大大减少,甚至出现了少数所谓的“无人工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据这些情况,宣称技术和科学“成为独立的剩余价值源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自动化只是意味着剩余价值生产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更加先进了,不论是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还是“无人工厂”,它们在本质上依然是物化劳动或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它们的价值是在工人生产它们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参加产品的生产时,只是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而不创造新价值,更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相对减少,而从事科研、设计、技术和管理劳动的人员日益增加,“总体工人”中脑力劳动者的比重不断增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强度日益提高,从而成为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劳动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总之,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自动化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晶,它的普遍采用会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资本家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自动化是资本家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手段,而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仍然是这种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资本积累
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资本积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学说是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揭示了资本主义失业现象的本质,深刻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资本家瓜分到剩余价值后,如果将其完全用于个人消费,则生产就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重复进行,这叫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不仅生产商品,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因此,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就其实质而言,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但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资本家获得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后,并不是将其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将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这就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在这里,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剩余价值本来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并为资本家所无偿占有的那部分新价值,现在,资本家又用从工人那里剥削获得的收益,再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积累的本质,就是资本家不断地利用无偿占有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扩大自己的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
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以及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显然,这些因素都是加强和扩大对工人剥削的因素。因此,资本积累就是依靠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的,没有剩余价值,就不可能有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无产阶级则只占有少部分社会财富。这样必然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即一极是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极是多数人只拥有社会财富的较小部分。
资本积累不但是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现象产生的根源。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的失业是由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导致的。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家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从自然形式上看,总是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的。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一定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生产技术水平越高,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就越多;生产技术水平越低,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就越少。这种由生产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从价值形式上看,资本可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部分资本价值之间的比例,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在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资本的价值构成,技术构成的变化往往会引起价值构成的相应变化,而价值构成的变化通常反映着技术构成的变化。这种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通常用c:v来表示,其中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

资本的循环周转与再生产
资本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在生产过程内运动,而且也在流通过程内运动,要深刻认识资本价值增殖的秘密,还必须考察资本的流通。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中,首先详尽地分析了个别资本的运动,即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过程,揭示了资本循环周转规律。
资本循环是资本从一种形式出发,经过一系列形式的变化,又回到原来出发点的运动。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中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与此相联系的是资本依次执行三种不同的职能。第一个阶段是购买阶段,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购买阶段。它属于商品的流通过程。在这一阶段,产业资本执行的是货币资本的职能。第二个阶段是生产阶段,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按比例结合在一起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生产物质财富并使生产资本得以增殖,执行的是生产资本的职能。第三个阶段是售卖阶段,即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阶段。在此阶段,产业资本所执行的是商品资本的职能,通过商品买卖实现商品的价值,满足人们的需要。
产业资本的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在空间上并存,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同时存在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中。二是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在时间上继起,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循环的三种职能形式的转化必须保持时间上的依次连续性。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并存性与在时间上的继起性表明,产业资本的连续循环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也是它的三种职能形式循环,即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的统一。
资本是在运动中增殖的,资本必须不断地、周而复始地循环,才能不断地带来剩余价值。这种周而复始、不断反复着的资本循环,就叫作资本的周转。如果每次资本周转带来的剩余价值一定,则资本周转越快,在一定时期内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影响资本周转快慢的因素有许多,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资本周转的时间,二是生产资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要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加快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
资本循环与周转规律作用的发挥,必然受到经济制度因素的制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该规律的存在对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有重要影响。资本在运动过程中,必须保持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的并存性;必须保持每一种职能形式的依次转化,即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资本无止境的价值增殖运动。然而,这个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总是能够具备的。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存在,特别是基本矛盾的存在,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波动使得资本连续和高速运动的条件经常遭到破坏。
在对个别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规律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也进行了深入分析,阐明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规律性,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所包含的对抗性矛盾。
社会生产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连续不断重复的生产就是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为了深刻阐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进而揭示再生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划分为两大部类,在价值上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所谓社会总产品就是社会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态上又叫社会总价值,划分为包括在产品中的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C)、凝结在产品中的由工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v),以及凝结在产品中的由工人在剩余劳动对间里创造的价值(m)。社会总产品在物质形态上,根据其最终用途可以区分为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和用于生活消费的消费资料。相应地,社会生产可以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识)由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所构成,其产品进入生产领域;第二部类(n)由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所构成,其产品进入生活消费领域。

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这是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是以货币工资形式支付的,工人为资本家劳动,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或工人全部劳动的报酬,这就模糊了工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界限,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种假象,就是雇佣劳动和历史上其他形式的劳动的不同之处。”
资本主义工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除此之外,资本家还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血汗工资制度,其特点是利用“科学的劳动组织”,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这种工资制度的典型形式,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泰罗制”和“福特制”。关于血汗工资制度的实质,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实行“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过程的复杂化和脑力劳动作用的加强,工人的实际工资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是与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长幅度相比,实际工资提高的幅度还是较小的。只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本经济关系不变,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资本家并不是把剩余价值看作可变资本的产物,而是把它看作全部垫付资本的产物或增加额,剩余价值便取得了利润的形态。当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关系便被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利润。为了得到尽可能高的利润率和尽可能多的利润,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之间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大量资本必然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投到利润率高的部门,从而导致利润率平均化。在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按照平均利润率计算和获得的利润,叫作平均利润。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体现着不同部门的资本家集团要求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来瓜分剩余价值的关系。在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产业资本家得到产业利润,商业资本家得到商业利润,银行资本家得到银行利润,农业资本家得到农业利润,这些不同部门的资本家瓜分到的利润只是平均利润。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表明,平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总资本的比率。每个资本家所得利润多少不仅取决于他对本企业工人的剥削程度,而且还取决于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资本家之间在瓜分剩余价值上固然有一定程度的利害冲突,但在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榨取更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是生产成本与平均利润之和。生产成本是由生产中实际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构成的。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商品不再以价值而是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交换,市场价格的变动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和发展而完成的,反映了从小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过程。
生产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商品按照生产价格而不是价值出售并不违背价值规律,而是价值规律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从全社会看,整个资本家阶级获得的利润总额与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是相等的;从个别部门看,商品的生产价格同价值不一致,但从全社会来看,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相等。生产价格随着商品价值的变化而变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生产价格就会降低;反之,生产价格就会提高。

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以及分配,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运动规律及其作用,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阐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的锐利武器。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以及分配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特殊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生产的一般规律,例如资本循环周转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积累规律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规律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具有了特殊的表现形式。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但是,在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关系中,社会化的生产力却变成资本的生产力,变成资本高效能地榨取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的能力。这样,已经社会化的、由劳动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本应该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却被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已经在社会范围内实行严密分工、协作而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本应按照社会需要进行管理、调节和控制,却分别由各自追求最大限度利润和私人利益的少数资本家进行管理;共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产品,本应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用于满足社会需要,却被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私人支配,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资本主义越发展,科学技术以至社会生产力越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高,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就越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就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就越是不可避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以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工,许多金融机构倒闭,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一片混乱。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但是这种过剩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相比的绝对过剩。
经济危机的抽象的一般的可能性,首先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引起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买卖在时间上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如果有一些商品生产者在出卖了自己的商品后不接着购买他人生产的商品,就会有另一些商品生产者的商品卖不出去。同时,在商品买卖有更多的部分采取赊购赊销方式的情况下,如果某些债务人在债务到期时不能支付,就会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但是,这仅仅是危机在形式上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其二,单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始终是:群众贫穷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立,资本主义生产却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决定的。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时,社会生产结构严重失调,引发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企业纷纷倒闭,生产大幅下降,从而使供求矛盾得到缓解,逐步渡过经济危机。但是,经济危机只能得到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重新激化,必然导致再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特点,使社会资本再生产也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从一次危机开始到另一次危机的爆发,就是再生产的一个周期。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周期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即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这四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危机阶段是周期的基本阶段。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一定都经过四个阶段,但是危机阶段是必经阶段,没有危机阶段,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本质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反映了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同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又反过来保护其经济基础,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提供政治保障。

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和本质
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以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内容,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基本方面,即对内实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对外进行国际交往和维护国家安全及利益。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职能主要是政治统治的职能,即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运用手中掌握的政府机构和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压迫、控制,使社会生活保持在统治阶级所制定的秩序要求之内。为了做到这一点,统治阶级必然要把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对于国家来说,政治制度的制定、权力的运用等,都必然要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各种政治手段和政治权力进行统治时,必然要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不受破坏和伤害为主要任务。
除了对内发挥政治统治功能之外,由于国家也是从社会分化出来的社会管理机构,所以还具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即国家要运用各种权力和资源对邮政、铁路、水利、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福利等事业进行管理,以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与政治统治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从根本上说,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是服务于其政治统治职能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国际交往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职能。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活动中,要经常调整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由于国家之间常常会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要承担起保卫本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任务,甚至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获取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惜发动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战争。显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是国家对内政治统治职能的延伸,是服务于其政治统治的。
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在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在政治上要求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特征与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相比,显然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上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剥削阶级对人民群众进行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性质,并没有消除人们在政治生活方面实际上的不自由、不民主、不平等、损害人权的现象。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只是以一种新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形式取代了以往旧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形式而已。

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及其本质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是通过具体的政治制度实现的,主要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政权组织形式、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所有这些,也就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而发展起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符合自身利益和要求的“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制衡”“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思想,并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在不危及资本主义国家安全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予民众一定的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迁徙等权利和自由。
资本主义法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建设法制、实行法治的法律基础。宪法规定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规定了国家权力结构及国家权力运作的原则,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在以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私有制原则。私有制原则是整个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资产阶级最强烈要求保障的权利。正如列宁所说:“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的共和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所有制这一点上。”第二,“主权在民”原则。这个原则主要是指由选民每隔数年进行一次议会、总统选举或公民投票,以决定谁来统治、管理国家。但是,这种民主形式并未改变国家权力实际上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资产阶级手中的状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第三,分权与制衡原则。强调立法、行政、司法是三种不同的、相互制约的政治活动方式,必须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机关分别行使其职能。美国宪法是对分权与制衡原则表述得最为典型的宪法。第四,人权原则。强调“自由的和自主的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这种原则强调的其实只是政治权利,而忽视和不承认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采取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即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三个权力主体独立行使,形成各主体之间的“制衡”。以美国为例,在这种政权结构中,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国会的立法权受到宪法保护和严格限制;行政权由行政首脑——总统来行使;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下级法院,法院独立于总统和国会。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左右着国家政权的运行,因此,国家政权的意向和行使实际上常常是各种不同利益集团政治合力的结果。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实力上的差别和利害关系,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不断推动政治制度的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是资产阶级制定某种原则和程序,通过竞选产生议会和国家元首的一种政治机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选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制度运行中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机制。从形式上看,竞选制度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公民主要通过竞选参与政治活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产生及其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从实际政治作用看,选举制是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关系和矛盾的重要措施。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选举制度来平衡和调节的。哪个政党执政还是下野,由哪个代表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要求的政治人物充当国家元首,一般都是通过选举制度的运行,根据竞选结果来决定的。
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如代表资产阶级执掌政权,对政府施加政治影响,控制议会;制定和推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方针、政策;操纵选举;控制群众团体和舆论宣传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实行政党制度。从政党制度的类型上看,大致有两党制和多党制等形式。两党制是由两个势均力敌的政党通过竞选争夺执政地位、交替组织政府、轮流执掌政权的政党制度,表现为一党执政时,另一党就成为反对党,可以对执政党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攻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执政党起牵制和监督的作用。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多党制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两个以上政党轮流或联合执政的政党制度。当今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大多是多党制,如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西班牙、瑞典等国家实行的都是多党制。
以上所列举的资本主义的诸项政治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维护自身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这种进步作用表现在:第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在战胜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保护、促进和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第二,由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使人们摆脱了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的分封割据状态、等级压迫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因而使人民群众享有了比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更多的社会政治自由。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更广阔的空间,因而历史性地促进了人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进步。第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经验,这对推动社会进步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
第一,资本主义的民主是金钱操纵下的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民主。民主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选举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是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影响和操纵。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为了得到选民的了解和支持,参选者往往要支付巨额竞选活动经费,这笔经费是普通公民根本没有能力支付的,只有大财团才能支付得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的选举事实上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第二,法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名义上标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私有制和资本特权的基础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事实上严重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法律的实质是将存在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合法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资产阶级法律的本质时深刻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是一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允许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甚至在工人阶级政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还会出现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的情况,但是工人阶级政党参政的程度必然受到国家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制约,不可能出现由于工人阶级政党参政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性质,使国家政权能够真正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现象。资产阶级政党只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私利,不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仍然是资产阶级选择自己的国家管理者、实现其内部利益平衡的政治机制。
第四,政党恶斗相互掣肘,决策效率低下,激化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下的资产阶级政党被金钱、媒体、利益集团等所控制,常常为一己私利进行无休止的恶斗,使议会政治流于形式、议而不决,决策效率十分低下。为了筹集竞选经费和赢得选票,各政党一味讨好选民,作出过高的许诺,而置民众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于不顾,使得政府债台高筑,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尖锐化。
由于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在长期的政治统治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会有一些符合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一般规律的内容,对此我们可以加以借鉴。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服从于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压迫需要的政治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应该坚持辩证批判的态度和方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因此,它在关于政治制度建设和实施的理论、立场、观点、方法等方面,都带有深刻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印记和阶级偏见。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的阶级本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反映了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各种思想理论和观念的总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伦理、历史、文学、宗教等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学说,都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其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主要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观念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观念。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理论和观念,是资产阶级在长期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些思想理论和观念后来成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之后,由统治阶级在以往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和观念的基础上自觉地确立起来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在批判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启发民众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保证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提供理论依据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它曾经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资产阶级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进行政治统治的需要,资产阶级开始构建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这时起,与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理论和观念就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为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观念上层建筑,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而是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资本主义民主的普遍性等观点来实现其“牧师”职能的。
第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在进行阶级统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作为社会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则是这种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一方面意识形态来自统治阶级的实践,与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并已经内化为阶级成员的基本信念;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可以成为统治阶级进一步进行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为这个社会制度进行理论辩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性和虚伪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为了使人们接受、认同其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应该用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在长期发展中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丰富的精神成果。这些精神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被保存下来的。在这些成果中,包含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成就。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以前,那些文艺复兴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以及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因而其主要社会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是进步的。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文明进步成分,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参考和借鉴。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服务的。因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和摒弃。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并占据统治地位,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形成。这一时期,垄断资本主义主要以私人垄断资本为基础,所以又叫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是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

生产集中与垄断的形成
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垄断,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生产集中是指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商品的生产日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的过程,其结果是大企业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资本集中是指大资本吞并小资本,或由许多小资本合并而成大资本的过程,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资本为少数大资本家所支配。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的初期,处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除了加强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外,还必须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马克思指出:“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一般说来,在竞争中总是大企业战胜中小企业,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信用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
所谓垄断,是指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通过相互协议或联合,对一个或几个部门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进行操纵和控制。
垄断的产生有以下原因:第一,当生产集中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极少数企业就会联合起来,操纵和控制本部门的生产和销售,实行垄断,以获得高额利润。第二,企业规模巨大,形成对竞争的限制,也会产生垄断。第三,激烈的竞争给竞争各方带来的损失越来越严重,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企业之间会达成妥协,联合起来,实行垄断。
垄断是通过一定的垄断组织形式实现的。垄断组织是指在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大企业联合。垄断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也不相同。最简单的、初级的垄断组织形式是短期价格协定,即几个企业在短期内订立一种或几种产品的售价协定,所有参加方必须遵守协定所规定的商品销售价格。这种垄断组织的稳定性是比较弱的,一旦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便会自行解体。尽管垄断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且不断变化发展,但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通过联合实现独占和瓜分商品生产和销售市场,操纵垄断价格,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点
垄断是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是作为自由竞争的对立面产生的。但是,垄断并不能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和激烈。这是因为:
第一,垄断没有消除产生竞争的经济条件。竞争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垄断产生以后,不但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且又促进商品经济继续发展,所以不可能消除竞争。第二,垄断必须通过竞争来维持。各个垄断组织通过竞争发展壮大起来。在取得了一定的垄断地位后,由于存在攫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内在动力和面临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外在压力,垄断组织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第三,社会生产是复杂多样的,任何垄断组织都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社会生产都包下来。实际上,在垄断组织之外,还存在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非垄断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竞争。即使是垄断程度极高的部门,也不可能只存在一个垄断组织。各垄断组织为了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相互之间也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总之,在垄断条件下,在垄断组织内部、垄断组织之间以及垄断资本家集团之间,垄断组织同非垄断组织之间以及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广泛而激烈的竞争。
垄断条件下的竞争同自由竞争相比,具有一些新特点。在竞争目的上,自由竞争主要是为获得更多的利润或超额利润,不断扩大资本的积累,而垄断条件下的竞争则是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并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垄断地位和统治权力;在竞争手段上,自由竞争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等,以战胜对手,而垄断条件下的竞争除了采取各种形式的经济手段外,还采取非经济的手段,使竞争变得更加复杂、激烈;在竞争范围上,自由竞争时期,竞争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而且主要是在国内市场上进行的,而在垄断时期,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不仅经济领域的竞争多种多样,而且还扩大到经济领域以外进行竞争。总之,垄断条件下的竞争,不仅规模大、时间长、手段残酷、程度激烈,而且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
金融资本是由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随着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发展,银行资本由集中走向垄断,工业垄断资本对银行的依赖增强,大银行同大企业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形成了固定的关系。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通过金融联系、资本参与和人事参与,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
在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上,产生了金融寡头。金融寡头是指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实际上控制国家政权的少数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他们支配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上层建筑,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金融寡头在经济领域中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参与制”实现的。所谓参与制,即金融寡头通过掌握一定数量的股票来层层控制企业的制度。金融寡头在掌握了经济上的控制权后,又在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上层建筑,利用政权的力量来加强其统治地位。金融寡头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同政府的“个人联合”来实现的。这种联合有多种途径,如金融寡头直接出马把自己的代理人送进政府或议会,通过掌握政权,利用政治力量为其垄断统治服务;收买政府高官或国会议员,让他们在其政治活动中为金融寡头的利益服务;聘请曾在政府任职的高官到公司担任高级职务等。金融寡头还通过建立政策咨询机构等方式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并通过掌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左右国家的内政外交及社会生活。

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垄断资本的实质在于获取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是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在社会生产和流通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垄断利润的形成,关键在于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了决定作用,从而阻碍了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自由转移,限制了利润平均化的趋势,这样一来,垄断资本家有可能长期地获得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
垄断资本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归根到底来自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具体来说,垄断利润的来源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来自对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剥削的加强;第二,由于垄断资本可以通过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来控制市场,使得它能获得一些其他企业特别是非垄断企业的利润;第三,通过加强对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从国外获取利润;第四,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进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再分配,从而将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变成垄断资本的收入。
垄断利润主要是通过垄断组织制定的垄断价格来实现的。垄断价格是垄断组织在销售或购买商品时,凭借其垄断地位规定的、旨在保证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市场价格。其公式是:
垄断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垄断利润
垄断价格包括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两种形式。垄断高价是指垄断组织出售商品时规定的高于生产价格的价格,垄断低价是指垄断组织在购买非垄断企业所生产的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时规定的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垄断组织操纵价格带来的结果是抑制了市场上价格的自由波动,垄断价格长期背离生产价格和价值。但是,从全社会看,整个社会商品的价值仍然是由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垄断价格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整个社会所生产的价值总量,它只是对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作了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再分配。从全社会看,商品的价格总额仍然等于商品的价值总额。所以,垄断价格的产生没有否定价值规律,它是价值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作用的具体体现。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私人垄断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以致严重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在客观上推动私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金融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并进而向国际垄断资本扩展,以谋求高额垄断利润。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政权和私人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自身范围内的部分质变,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交战国的政府就借助国家的力量扩军备战,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普遍加强了国家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统治和管理,对全部生产实行最严格的统计和监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此得以产生。对此,列宁曾指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旧资本主义已被这场战争彻底摧毁,它已经让位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是有史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深刻动摇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基,危及资本主义的生存。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创造需求,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稳定运行,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各国都建立了战时经济管理体制,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行全面统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更迅速、更普遍的发展,国家干预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最终得以确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科技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必然结果。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在更大范围内被支配,从而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原子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社会分工迅速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垄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了维护和巩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作局部的调整和变革,客观上要求通过国家的力量来建设基础设施,为私人垄断资本提供服务。其次,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深化,要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物质财富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常为经济的剧烈波动乃至经济危机所困扰。危机的发展和加深,靠私人资本的力量根本难以应付,这就要求借助国家的力量以及政府的各种反危机措施来对付危机,消除危机带来的影响。最后,缓和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要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通过制定垄断价格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收入分配和财产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而这势必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进而危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固。为了加强垄断资本的统治,缓和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也介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领域,进行私人垄断资本所不可能承担的调节利益再分配的活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有五种:
第一种是国家所有并直接经营的企业,包括满足国家机构自身需要的国有企业,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高科技、高风险新兴工业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和一般工业部门中的国有企业。
第二种是国家与私人共有、合营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将一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国家和私人共同投资开办合营企业,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合并,国有企业对私人企业进行参股和国有企业转由私人租赁或承包经营。
第三种是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私人垄断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包括国家作为商品和劳务的采购者,向私人垄断企业大量订货,为私人垄断企业提供有保证的国家市场;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津贴和补助,直接、间接地资助私人垄断企业;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开支,提高社会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为私人垄断企业创造市场条件。
第四种是宏观调节,主要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目标。
第五种是微观规制,主要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市场秩序,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微观规制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反托拉斯法。即政府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一整套规范性的法令,以禁止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其二,公共事业规制。这类规制主要针对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业,包括电力、电信、交通、天然气、自来水等一些公用事业。为了防止自然垄断行业的经济组织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损害公众利益,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立法手段对该类行业进行规制,主要的规制内容有服务收费、收益率、价格等。其三,社会经济规制。这类规制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竞争秩序和行为、消费者权益、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这些规制旨在克服垄断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和消极后果,促进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运用掌握的巨额资本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兴办那些私人资本无力兴办的、适应新科技发展要求的巨大新兴工业企业,从而部分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其次,资产阶级国家凌驾于私人垄断资本之上,代表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调节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这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了私人垄断资本的狭隘界限。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有利于缓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促进社会经济较为协调地发展。再次,通过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手段,使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和提高。最后,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参与和干预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工业、商业、通信业及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面貌改观,加快了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并没有根本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力量同垄断组织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更好地保证了垄断资产阶级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更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的经济关系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其实质都是私人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机器来为其发展服务的手段,是私人垄断资本为了维护垄断统治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在直接参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代表资产阶级总利益并凌驾于个别垄断资本之上,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的一种形式。

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国际货币体系,亦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对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维护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深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矛盾的激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随后,西方国家普遍走上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道路。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是金融垄断资本得以形成和壮大的重要制度条件。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内容是:各国政府放松对银行利率的管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管制,金融市场相互开放。金融创新的主要内容是:包括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掉期合约等在内的信用风险防范工具和融资技术不断推陈出新,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原有的专业分工界限,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传统信贷业务逐年减少,债券业务迅速增长,融资方式的证券化趋势迅猛发展。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自由化促使由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融合而成的金融寡头发生分化,以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垄断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发展,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在金融垄断资本的推动下,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上升,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和利润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实体经济的资本利润率下降,面对激烈竞争,实体经济部门不得不把利润的一部分投向金融领域,导致金融资本的急剧膨胀;制造业就业人数严重减少,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就业人数逐步增加;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
随着金融垄断资本势力的爆炸性增长,金融垄断资本的控制能力大大提升,不但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且还通过控制政府决策部门和决策过程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控制,利用国家机器维护自身的利益。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经济过度虚拟化,导致金融危机频繁发生,不仅给资本主义经济,也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

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
垄断资本在国内建立了垄断统治后,必然要把其统治势力扩展到国外,建立国际垄断统治。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
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展的主要经济动因是:首先,将国内过剩的资本输出,以便在国外谋求高额利润;其次,将部分非要害的技术转移到国外,以取得在别国的垄断优势,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再次,争夺商品销售市场;最后,确保原材料和能源的可靠来源。这些经济上的动因与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交织发挥作用,共同促进了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的扩展。

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列宁根据他所处时代的实践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发展到帝国主义,便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2)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3)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
这些特征集中体现了帝国主义的实质,即垄断资本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为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垄断资本对内通过“参与制”和同政府的“个人联合”谋求从经济到政治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对外运用经济、政治甚至战争的手段进行扩张,谋求对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在对外进行商品输出、奴隶贸易等经济侵略活动的同时,通过武力占领等手段,把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附属国。从殖民地掠夺的巨额财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积累、发展和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成为它们维持其垄断统治和经济实力的源泉。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后,由垄断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所决定,后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提出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而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老殖民主义体系已经瓦解,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也由旧殖民主义转为新殖民主义。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更多地采取比较缓和和隐蔽的手法,打着所谓援助的旗号实现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控制。同时,出于维护垄断资本既得利益和扩张势力范围的需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中依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甚至寻找种种借口对他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和武装占领,暴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因此,虽然列宁指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基本内容及实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列宁的论述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

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在生产不断发展、科技加速进步、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超出某一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它所表达的经济发展趋势早已开始出现。19世纪上半期,马克思、恩格斯就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萌芽。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长期以来美苏对抗带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割被打破,技术、资本、商品等真正实现了全球范围的流动,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大大加强,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

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第一,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以分工和协作的方式进行的,市场则起着分工媒介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水平分工逐渐取代国际垂直分工,成为居主导地位的分工形式,这种分工以资本、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前提,以跨国界组织生产为核心,以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为标志,它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是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际水平分工的形成为生产全球化奠定了基础,为每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也使各国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整个地球俨然成为一个大工厂。
第二,贸易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是指商品和劳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更为便捷的通信和运输条件的出现、日益先进的贸易手段的使用以及各国政府采取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全球贸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商品贸易增长速度加快,规模越来越大,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参与贸易的国家急剧增加,对外贸易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最重要的增长源。国际贸易体制和规则更为规范,对全球贸易活动进行规制和调节的范围和作用趋于扩大,有力地推动了贸易的全球化进程。
第三,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不断加强,使全球金融市场更加开放、金融体系更加融合、金融交易更加自由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和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加强联系和融合,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交易的发展,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可以在瞬间完成,这使得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快速流动,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进程。
第四,企业生产经营全球化。企业生产经营全球化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分支机构,借助母公司与分支机构之间各种形式的联系,实行跨国投资和生产的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和生产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全球生产和要素流动的主体力量。跨国公司通过市场内部化进行全球性生产经营活动,将全球的生产连为一体,并且形成生产一研发一销售全球一体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合并的方式组成“战略联盟”,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网络。跨国公司推动生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使得跨国公司内部的人员交流、经营管理、产品生产呈现出“无国界”的趋势。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使生产、资本和商品的国际化进一步深化,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从本质上讲,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导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根本的推动力。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加快了信息传送的速度,极大降低了信息传送的成本,打破了地域乃至国家的种种限制,把整个世界空前地联系在一起,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二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大大地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国际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三是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是经济全球化的体制保障。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滞胀而减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在国际范围内,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其成员对本国或本地区市场的控制大大放松,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所有这些都为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贸易的扩大、国际生产的大规模进行提供了适宜的体制环境和政策条件,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分工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社会流动和优化配置,由此带来巨大的分工利益,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经济全球化体现了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仅发达国家从中受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全球化使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合理优化,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二,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吸引外资在本国投资,为本国创造更多就业条件,扩大劳动者就业,发挥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第三,经济全球化推动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深化扩张,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解决国内产品销售问题,以对外贸易拉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第四,经济全球化促进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借助投资自由化和比较优势组建大型跨国公司,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增强经济竞争力,以从中获取更大利益。
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收益不平等、不平衡。长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主导制定贸易和竞争规则,进而控制一些国际组织,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落后等,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任重道途。第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恶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由于产业链优化升级,不断把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第三,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风险。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世界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在有效的全球性经济协调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世界上的某一国家或地区爆发的危机将会迅速传导至全球,增加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经济风险。
“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必须看到,当今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如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点

新变化的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都发生了新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私人资本所有制是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中,生产资料经济上的所有权与法律上的所有权是一致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统一于资本家自身,雇佣劳动者在资本家的直接支配和监督下,使用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无偿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占有关系反映了个体资本家同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和对立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股份公司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取代私人资本所有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是一种私人资本家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其特点是资本占有主体多元化,而资本的使用具有整体性,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股东,仅凭借所有权凭证即股票,以股息的形式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整个股份资本由职业经理人直接管理和控制,生产资料经济上的所有权与法律上的所有权发生分离,所有权与控制权不再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国家资本所有制指生产资料由国家占有并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所有制形式。国家资本所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国家作为出资人,拥有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国有企业的重要职能是推行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为私人垄断资本的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国家资本所有制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由于其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部门,所以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资本所有制就其性质而言,仍然是资本主义形式,体现着总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法人资本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发展的新形式。法人资本所有制是法人股东化的产物。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基本特点是:各类法人(企业法人和机构法人)取代个人或家族股东成为企业的主要出资人,企业的股票高度集中于少数法人股东之手,法人股东凭借手中集中化的控股权干预甚至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制约管理阶层的经营行为,使公司资本的所有权与控制权重新趋于合一。法人资本所有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企业法人资本所有制,另一种是机构法人资本所有制。法人资本所有制主要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巨型公司中,在性质上是一种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垄断资本集体所有制,体现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经过这些形式的演变,资本占有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二,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从进入生产过程开始,就已经隶属于资本,在表面平等的交换关系背后,是资本对劳动的实际支配和控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资本家指挥下的劳动只是形式上隶属于资本,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生产工具使用的社会化程度提高,劳动者个人的技能不再对生产过程和结果具有决定意义,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就成为实质上的隶属。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更加严格,剥削方式也更加巧妙和残酷。在这方面,作为血汗工资制的“泰罗制”和“福特制”是非常典型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反抗力量的不断壮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开始采取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制度,促使工人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意志。这些制度主要有:其一,职工参与决策。这一制度旨在协调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按照这种制度,有的国家在企业的监事会中,劳资双方各占一半席位,对企业重大问题共同进行决策。其二,终身雇佣。这是一种用工制度,按照该制度,工人一旦进入公司工作,只要不违反公司纪律,就会终身被雇佣。实行这个制度的目的是增强工人对企业的归属意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服从资本家的统治。其三,职工持股。该制度旨在通过使职工持有一部分本公司的股份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使工人产生归属感,在生产中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矛盾,避免社会剧烈冲突和动荡,保持社会的稳定,建立并实施了普及化、全民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者的安全和保障需求,保证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改善其生活状况,劳动者工资水平也有所提高。当代西方国家在分配领域的这些变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对于分配关系的新调整,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由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第三,社会阶层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阶层、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公司内部的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分离,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一般不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而是靠手中拥有和掌握的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利息收入为生,最终成为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二是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般都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管理能力,享有优厚的薪金和职务津贴、企业董事所得利润等,与企业的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在企业中控制企业决策,组织和指挥生产,控制人事调动,处理劳资纠纷,因而具有控制企业的实际权力。三是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式发生了新变化。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工人阶级的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在工业和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就业的人数相对减少,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运输、邮电、贸易、金融、教育、保健等各类服务业就业的人数大幅度上升。随着工业中现代化、自动化服务和新工艺的广泛采用,新的生产管理方法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广泛实行,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少,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从事监督者、调节者和操作者的工作,实现了从传统劳动方式向现代劳动方式的转变。
第四,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在继续发挥市场机制主导性作用的同时,开始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国家承担起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保持经济稳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等重要职能。它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西方国家普遍走上强化市场调节、弱化政府干预的道路,即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提升经济竞争力;通过福利制度改革,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通过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释放经济活力。随着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的弱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难以化解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一步步陷入衰退和停滞,经济危机呈现新的特点: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产业竞争力下降;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财政严重债务化,债务危机频繁爆发;两极分化和社会对立加剧;经济增长乏力,发展活力不足,周期性危机与结构性危机交织在一起;金融危机频发,全球经济屡受打击。例如,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作用,危机的阴影至今仍未消除。
第五,政治制度的变化。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公民权利有所扩大。公民在法制范围内较广泛地通过个人的政治、法律行为,或以团体、组织、政党为单位,通过集体的政治、法律行为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谋求自身利益。同时重视并加强法制建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法制建设,以便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缓和矛盾和冲突,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作用。在法制建设中,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使国家权力的行使、政权结构的布局以及国家权力结构中各种权力主体的活动均被纳入法制范围。此外,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正确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和实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根本推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改善,经济快速发展。1951—1975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为:日本8.8%,联邦德国4.4%,法国4.3%,美国3.2%,英国2.6%。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上升。1999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为:美国60%,英国70%以上,德国63.8%,法国71.5%。在第三产业中,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1971—1986年,西欧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40倍,美国增长45.5倍,日本增长106.7倍。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与1950年和1938年的相比,美国分别增长1.7倍和4倍,联邦德国分别增长3.5倍和3.3倍,日本分别增长9.2倍和6.4倍。
其次,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斗争,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十分激烈和尖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继续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曾开展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出重大让步,进行某些社会改革。
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显示的优越性对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成功地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主义制度由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变成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在更多的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更多的国家得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力量空前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了挑战,促使资产阶级在吸取和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例如,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计划化管理;重视职工参与管理,实行经济民主等。
最后,主张改良主义的政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也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改良主义政党在英、法、联邦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获得执政地位。这些政党在执政时期,凭借国家政权,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个别环节进行了自觉的改良,如在维护私有制的同时推行国有化,在坚持市场调节的同时实施经济的计划调控,在不剥夺私人资本权利的同时对其权利的运用进行一定限制,在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倡导社会公平,等等。这些改良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修补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缺陷,使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客观事实,正视这些新变化,深刻分析这些变化的实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调整和变革那些不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的旧的生产关系。这种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作出自我调节的结果。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无止境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律。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还存在,只要生产剩余价值的规律还发生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就不会发生变化。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生产资料私有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的雇佣劳动制度依然存在并运行着。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方法。资本占有的社会性提高了,但是资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支配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分化,资本与新型的劳工阶层之间的支配与反支配、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依然在进行,特别是随着传统产业的萎缩和高科技产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减弱,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工人失去就业机会,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社会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矛盾,但是并没有改变导致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同时,社会福利制度本身也由于经济持续低迷、政府背负沉重债务而难以为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虽然重视对经济的协调,但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垄断资本的利益,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难以防止和克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乏力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仍然是服从于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压迫需要的政治工具的本质属性。
这一切表明,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论断的科学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痼疾。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助于我们在深刻洞察资本主义本质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它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在这场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民生等方面都出现了各种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失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危机,虽暂时避免了金融秩序崩溃,但对推动经济复苏效果有限,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的发展趋势。例如,2010年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680万亿美元,比美国14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近50倍,比50万亿美元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高出10多倍。产业空心化严重削弱了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实现内生增长的能力。二是福利风险增加。福利制度是西方增进民众政治认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在福利制度发达的国家,一些中下层民众拿的救济金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还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愿和动力。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福利制度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福利风险不断增加。三是债务负担沉重。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借债消费习惯和高支出的福利制度,以及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救市措施,使得政府债务负担积重难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拨付巨额财政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巨额政府债务又埋下了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隐患。
第二,政治体制“失灵”。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标榜民主并不遗余力地向外输出民主,但近年来移植西式民主的国家陷入动荡,西方国家本身也出现了某些治理危机,暴露出西式民主的弊端和局限。一是西式选举往往难以选贤。西方选举制度对政治人物的考察往往主要不是着眼于治国能力,而是选举能力,以博得选民好感并能胜选为标准。这样,能说会道但却不一定有实际经验的人往往容易当选。二是政党利益可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基本以政党为载体,执政党和反对党经常实现角色互换,“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钟摆效应成为常态。随着政党博弈愈演愈烈,政客为取悦舆论或特定选民,往往特立独行容易走极端,导致缺乏理性和包容的“否决政治”盛行,从而加剧政治极化和朝野矛盾。三是“民主陷阱”会阻碍国家治理。主要表现为政府决策的短视化,以及少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以民主的名义绑架社会公益,阻碍国家治理和建设。一些既提振经济又改善民主的重大项目,因为少数居民极力阻挠导致项目一拖再拖甚至胎死腹中的事情屡见不鲜。四是传统精英政治走向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精英政治在欧美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并逐渐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例如,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与工党、德国的基督教联盟党与社民党、法国的共和党与社会党交替执政或联合执政,成为精英治国的典型模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贫富差距扩大,民众不满情绪上涨,欧美主流的政治精英在竞选中提不出吸引选民的主张,在执政中也开不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化挑战的改革良方。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的对立日趋严重,民粹主义思潮的泛起使西方精英政治陷入困境。
第三,社会融合机制“失效”。近年来,西方社会不断出现不同群体、阶层的矛盾与冲突,甚至社会动荡。一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譬如2009年英国极右翼的不列颠民族党首次获得欧洲议会议席。2012年希腊极右翼的金色黎明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量议席。这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采取暴力手段,恐吓、打击外来移民。二是社会流动性退化。主要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经合组织国家最富有的10%的人与最贫穷的10%的人的收入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7:1蹿升到了近年来的9.6:1。其中美国占总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的税前收入占比从1981年的34.7%上升到了2007年的45.8%和2014年的47.0%。英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63.4万英国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资产是最贫穷的1300万人所拥有资产的20倍。英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该国总财富的54%,而占人口总数20%的底层贫困人群仅拥有该国总财富的0.8%。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滑向贫困线。三是社会矛盾激化。西方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仅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并且由纽约迅速蔓延到美国各大主要城市,汇集了各个职业群体和年龄阶段的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实质就是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2012年五一期间,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超过100个城市同步举行了罢工示威活动。而且,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时有发生。近年来,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发生过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例如2017年3月至6月,短短3个月内英国遭到3次恐怖袭击。2017年4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发生卡车冲撞人群的恐袭事件。2017年10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赌场度假村附近发生枪击事件,50多人丧生,50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近年来死伤最严重的枪击案。这类群体性和恶性事件是与淤积难解的社会问题相联系的。
以上种种情况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乱象。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源,归根结底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质疑。


文章作者: 陈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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